纽约议员惊人言论：偷牙膏肥皂是“生理需求”！纽约要对这些犯罪不再抓人？

偷牙膏、肥皂，如果是因为生活困难，是不是就不应该受到处罚？

最近，纽约一名州议员的公开表态，把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推上了舆论风口。

代表布鲁克林Greenpoint、Williamsburg等地区的纽约州众议员Emily Gallagher表示，纽约法院处理的许多案件实际上属于“贫困犯罪”。她特别举例说，有人偷牙膏，有人偷肥皂，而这恰恰说明，他们是因为“需要这些东西”才去偷。

她甚至进一步表示，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些人拿走了商品，而是纽约巨大的贫富差距，让一些人因为基本的“生理需求”而面临刑事司法系统的惩罚。

这番话很快引起争议。因为对于很多纽约人来说，问题其实很简单：贫困可以成为理解一个人为什么犯罪的原因，但能不能因此变成允许偷窃的理由？

如果牙膏、肥皂因为属于生活必需品，偷了就可以不追究，那么这个标准又应该画在哪里？

食品算不算？衣服算不算？手机是不是现代生活必需品？冰箱、洗衣机甚至电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同样可以找到“生活需要”的理由。

一旦判断一件商品能不能偷的标准，从“是不是别人的财产”变成了“偷的人需不需要”，那么最终又由谁来判断什么叫“需要”？

“偷牙膏说明你需要牙膏”

事情发生在上周四。Gallagher与“纽约法院观察”（Court Watch NYC）等刑事司法改革倡导者以及其他议员，在曼哈顿刑事法院外举行新闻发布会。

组织者表示，他们此前连续4天观察了纽约市法院的360起提审案件，其中超过一半涉及轻罪。Gallagher在现场表示，他们看到的大量案件实际上是“crimes of poverty”，也就是“贫困犯罪”。

她举例说：有人偷牙膏，有人偷肥皂。在她看来，“如果你偷这些东西，就意味着你需要这些东西”。

Gallagher随后把矛头指向大型连锁企业。她认为，纽约选择保护CVS、Walgreens这样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却没有给予那些为生活挣扎的人足够保护。

她认为，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一座如此富裕的城市里，仍然有人因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进入刑事司法系统。

Gallagher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的成员。她和一些刑事司法改革倡导者还要求纽约减少所谓“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s Policing）式执法。

所谓“破窗理论”，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因为违法行为看起来“小”就完全放任不管。

而一些改革倡导者认为，警方不应该把大量资源放在逃票、涂鸦、随地小便、地铁内睡觉等“生活质量犯罪”上，因为这些执法往往更多影响无家可归者、贫困人口以及精神健康或药物依赖者。

他们认为，纽约应该把更多资源用于住房、治疗和社会服务，而不是逮捕。

抓起来，并不能解决问题

面对巨大争议，Gallagher并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她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用逮捕和监禁惩罚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并不能减少犯罪。

她认为，监禁不仅成本高昂，还可能导致当事人失去工作和住房，出狱以后反而更加贫困和不稳定，从而增加再次进入刑事司法系统的可能性。

她主张，与其花钱把人关起来，不如把公共资金投入药物滥用治疗、精神健康服务、食品银行、食品救济站以及“住房优先”（Housing First）项目。

这也是这场争论中不能被忽略的一面。

一个因为无家可归、饥饿或者严重精神健康问题而偷走一管牙膏的人，与一个反复进入商店、成批盗窃商品再转售牟利的人，显然不是一回事。

贫困、精神疾病、药物依赖等因素，本来就应该在司法处置过程中被考虑。问题在于：考虑这些因素，与认为盗窃可以不承担后果，是不是同一件事？

前Palm Beach County州检察官Dave Aronberg对此提出了一个比较关键的观点。

他说，贫困当然可以解释一个人为什么犯罪，检察官在处理案件时也应该把贫困因素考虑进去，但“贫困绝不是偷窃的通行证”。

他同时指出，把“起诉”和“坐牢”画上等号，本身也是错误的。对于初犯或者情节轻微者，司法系统可以采用分流计划、治疗、有条件处置等方式追究责任，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偷了一管牙膏，就一定要被送进监狱。

这实际上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可以不把人送进监狱，但并不意味着要告诉社会，这件事情不算违法。

下一次怎么办？

Gallagher的言论之所以引起不少纽约商户和消费者强烈反弹，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背景——这些被拿走的商品，最终总要有人买单。

在Bronx的Co-op City，一些居民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他们无法接受这种逻辑。

68岁的Susan Weber表示：“认为偷窃不应该受到惩罚的想法很愚蠢。偷窃就是犯罪。”

另一名49岁的单身母亲Janet Mack说，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同时打4份工，但从没有想过因为生活困难就可以走进商店拿东西不付钱。

她最担心的，是社区商店最后撑不下去。她说，附近已经关闭了一家Rite Aid。如果更多商店因为盗窃、成本和经营压力关闭，居民以后买东西只能开车去更远的地方。

33岁的超市经理Edwin Pichardo说得更加现实。房租要付，员工工资要付，水电费要付，进货也要花钱。如果商品不断被拿走，却没有收入进来，商店怎么继续经营？

他担心的是一种连锁效应：如果有人发现拿走商品没有任何后果，就会再来；如果越来越多人知道这里“没人管”，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而这恰恰是很多小商户最担忧的问题。因为讨论CVS和Walgreens的时候，人们很容易说：“大公司有的是钱。”

但纽约街头并不只有大型连锁店。还有夫妻店、杂货铺、便利店、小超市、药房以及无数依靠微薄利润维持经营的小商户。

他们没有几十亿美元的市值，也没有能力无限承担商品损耗。对于这些店来说，每一件被拿走却没有付款的商品，都是真金白银的损失。

纽约零售盗窃是真的下降？

还有一个数据尤其值得注意。根据NYPD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犯罪数据，今年1月至6月，纽约全市记录了22,482起零售盗窃案件，而去年同期为26,874起，下降了16.3%，而且五个行政区全部出现下降。

NYPD并没有把这种下降解释为“少管”。恰恰相反，警方表示，零售盗窃下降与针对盗窃高发地点的重点部署有关，包括分析犯罪模式、在高发地点和高发时段集中警力，以及从简单的现场执法转向持续调查。

今年第一季度，零售盗窃一度同比下降20.1%。NYPD当时同样把下降归因于这种更有针对性的执法策略。

纽约市长Zohran Mamdani今年4月在介绍治安情况时也承认，零售盗窃是一种明显受到惯犯推动的犯罪。市政府提到，从牙膏、除臭剂被锁进透明柜，到小商户挣扎求生，零售盗窃对普通消费者和商户都会产生影响。

这就让眼下的争论变得更加微妙：一方面，Mamdani政府希望减少对贫困、无家可归和精神健康问题的过度刑事化；另一方面，NYPD又正在通过更加精准的执法压低零售盗窃案件，而且确实取得了明显下降。

如果一种执法策略正在让零售盗窃下降，那么现在是不是应该进一步放松？这显然值得讨论。

这也是小编对Gallagher这番话最难认同的地方。她想表达的核心：一个社会不能只看到“偷了一管牙膏”，而完全不去追问这个人为什么穷到连牙膏都买不起。

如果一个人真的因为极端贫困偷取几美元的基本生活用品，司法系统当然可以给予更多弹性，社会救助系统也应该及时介入。但“给予宽容”和“认可偷窃”，是两回事。

牙膏和肥皂是生活必需品，所以偷它们可以被理解。

那么衣服呢？寒冷的冬天，一件羽绒服显然也是生活必需品。

手机呢？今天找工作、联系家人、接收政府信息，很多时候都离不开手机。

冰箱呢？没有冰箱，食品无法长期保存。

洗衣机呢？同样属于现代家庭生活的重要设备。

甚至电视，也完全可以有人认为它是获取信息、教育和家庭娱乐的基本用品。

如果“我需要”可以逐渐变成“我有权拿”，那么这条线最终要画在哪里？社会当然应该帮助真正困难的人获得牙膏、肥皂和食品。可以通过食品银行、社区救助站、政府福利、慈善机构以及社会服务来解决。

但解决贫困的方法，不应该是让另一群人——尤其是那些同样在为房租、工资、电费和进货成本苦苦支撑的小商户——替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买单。

更现实的问题是，最终承担盗窃成本的，也未必只是那些所谓“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商店会提高价格，会增加保安，会把更多商品锁进柜子，甚至会关闭亏损门店。

到最后，真正付出代价的仍然可能是普通消费者和社区居民。一个文明社会当然应该对贫困保持同情，但同情弱者与维护基本规则，从来不应该成为二选一。

牙膏可以免费发，肥皂可以通过救助体系提供，真正困难的人也可以获得更多帮助。但有一条最基本的界线不能因为商品价值低、因为购买者贫穷就变得模糊：

别人的东西，未经允许拿走，仍然是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