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谱！斯坦福四成精英学子是残疾？哈佛也收了20%的残疾学生？

在人们想象中，美国顶尖学府的学生应是天之骄子：他们智力超群，精力充沛，是未来社会的领航者。然而，一幅令人费解的图景正在这些校园中悄然展开：越来越多的学生手持“残疾”证明，换取考试延时、独立考场、作业延期等特殊待遇。斯坦福大学38%的本科生登记为残疾人士，阿默斯特学院这一比例达34%，哈佛与布朗也超过了20%。芝加哥大学的残疾学生数量在过去八年增长了两倍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在十五年间激增五倍。

令人瞠目的数据图景

一份最新的报告揭示了美国顶尖大学中一个令人费解的趋势：声称自己残疾以获取学术便利的学生比例正在飙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大西洋月刊》的报道指出，这一现象在精英校园中已蔚然成风。

数据显示，斯坦福大学有高达38% 的本科生登记为残疾人士，阿默斯特学院的比例为34%（超过三分之一），布朗大学和哈佛大学均超过20%。增长趋势更为惊人：芝加哥大学的残疾学生人数在过去八年中增加了两倍多，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类人数在十五年里激增了五倍。

这些学生中，绝大多数声称的残疾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身体障碍，而是精神健康问题与学习障碍，如焦虑症、抑郁症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这一浪潮的源头，可追溯到2008年《美国残疾人法》的修正案。该法案最初于1990年通过，旨在为“身体或精神障碍”严重限制主要生活活动的人提供合理便利。

2008年的修正案显著扩大了“残疾”的范畴，明确将ADHD、焦虑症、抑郁症等纳入保护范围，并将“主要生活活动”的定义扩展到学习、阅读、集中注意力和思考。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与残疾协会也修改了指导方针，要求大学更重视学生的主观经历陈述，而非仅仅依赖医学证据，认为过度要求证明是“不恰当的负担”。

在此框架下，高等院校的审核门槛随之降低。2013年一项针对200所高校的调查发现，大多数残疾支持办公室仅凭医生证明即可批准住宿安排。俄亥俄州立大学的ADA协调员透露，该校登记学生中，有36% 是因心理健康问题获得特殊照顾。美国顶尖大学中越来越多的学生声称自己身体残疾，以确定优厚的住宿条件。

被滥用的制度

宽松的标准在竞争激烈的象牙塔内引发了复杂后果。许多教育工作者怀疑，大量学生正在利用制度漏洞，获取本不需要的优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名校教授尖锐地指出：“你听到‘残疾学生’这个词，但指的不是坐轮椅的孩子……他们指的是那些考试能拿到额外时间的富家子弟。”行政人员分享了更具体的案例：加州一所公立大学曾批准一名学生带母亲上课，结果母亲因过度参与课堂讨论，反而成了干扰源。

管理上的混乱也随之而来。密歇根大学的残疾学生考试中心经常爆满，迫使教授四处寻找额外场地和监考。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家胡安·科勒发现，由于太多学生使用“低干扰”考场，那里反而变得比主考场更易分心。

2025年秋季学期，斯坦福大学的校园统计数据引发了广泛讨论：该校38%的本科生正式注册为“残疾学生”，这一比例已达到十年前的四倍。这些被官方认定的残疾学生，绝大多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身体残障者，而是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焦虑症、抑郁症等精神健康状况为由，获得了包括额外50%的考试时间、低干扰考场环境，甚至单人宿舍在内的多种便利条件。

“当比例达到38%，我们或许还能勉强应对，”斯坦福大学神经学教授保罗·格雷厄姆·费舍尔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流露出忧虑，“但如果这个数字继续攀升到50%甚至60%，我们现有的教学和住宿体系还能持续下去吗？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边缘现象了。”

在这些便利措施中，最直接也最具吸引力的莫过于考试时间延长50%。在竞争激烈的学术环境中，这无疑构成了显著的优势。此外，斯坦福紧张的单人宿舍资源也成为“博弈”的焦点。由于常规申请极难获得单间，部分熟知规则的学生转向学校无障碍教育办公室，以“医疗住宿”为由申请单人间，从而绕开了激烈的常规抽签竞争。

这种策略在校园中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有网友在Reddit论坛上直言不讳地写道：“过去五年里，几乎每个斯坦福本科生都知道这个把戏——声称自己有焦虑问题，你就有很大机会锁定一个单人间。否则，你就得去和别人‘厮杀’抢宿舍。”

布朗大学认知科学教授史蒂文·斯洛曼担忧地表示：“如果我们希望成绩有意义，它就应该反映学生的真实能力。这些便利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

一个鲜明的对比凸显了问题的特殊性：真正长期面临学习障碍的学生，与这些新近自我认定的精英学生，存在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丹尼森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韦斯的研究发现，在公立两年制社区大学中，只有3%到4% 的学生获得特殊照顾。这些学生往往从童年起就有持续的学业困难记录和明确的学习障碍证据。

然而，在四年制精英大学中，约一半寻求便利的学生在入学前“没有任何诊断或残疾分类记录”。佐治亚大学学习障碍中心主任威尔·林德斯特罗姆观察到一种新趋势：许多学生通过自行网络研究，预先将学业或情感挑战归因于神经发育障碍。“这几乎成了他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他说，“当我们见到他们时，他们已经深信自己患有某种疾病。”

判断依据是网络？

是什么驱动了这种自我诊断的浪潮？首先是网络文化的巨大影响。在社交媒体上，注意力不集中、时间管理差、社交焦虑等普遍体验被广泛贴上“多动症”、“自闭症谱系”的标签。诊断标准在流行话语中被不断泛化，导致对“正常”的认知严重扭曲：仿佛一个没有残疾的人就应该永不拖延、永远专注、从不焦虑。

其次，是精英学生群体中深植的风险规避心态。这些背负着超高期望的学生，对任何可能的失败充满恐惧。将学术上的暂时困难“医学化”，为他们提供了双重保护：一是实际的竞争优势（如额外时间），二是心理上的免责盾牌——成绩不佳不是能力问题，而是疾病所致。

这种趋势的后果可能远比成绩单上的分数更为深远。不必要的特殊待遇是一种“双重作弊”：它既破坏了学术公平，也让使用者错失了在挑战中培养关键能力的机会。

依赖额外时间来弥补准备不足，回避公开演讲来缓解焦虑，通过延期来忽视时间管理——这些便利措施或许能暂时提升GPA，却可能使学生在韧性、抗压能力和自我管理技能上发育不良。当他们离开校园，进入一个不提供“额外时间”的现实世界时，适应不良的风险反而增加了。

最终，这场“残疾”认定潮是一面复杂的镜子，映照出过度竞争的教育生态、被泛化的疾病话语，以及一代年轻人面对压力时寻求的非常规出口。它迫使我们思考：当社会急于为一切困难贴上医学标签时，我们是否在无意中，将应对挑战这一成长的核心过程，本身变成了一种需要被“照顾”的疾病？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5348919/college-students-disability-accomdation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