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学永久弃用标化考试，SAT会退出历史舞台吗？

加州大学决定在招生过程中不再使用SAT和ACT等标化分数，该校教师团队宣称无法找到任何替代考试，能够规避致使该校领导人弃用SAT的歧见结果。

在上周四举行一次校董会上，加州大学教务长布朗（Michael Brown）宣告该校终止在做出录取决定时考虑标化分数，使得这个全美最有声望的公立大学体系对于标化分数在评估申请人时是否利大于弊所做的研究和争论划上句号。

在讨论替代SAT和ACT考试的可行方案时，布朗教务长告知校董会：“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加州大学将继续执行无视标化的招生实践。”

标化考试支持者认为，对预测来自不同高中和背景学生的大学表现，标准化测试提供了统一衡量标准。但是，加州大学最终还是采纳了反对者的意见，即高中成绩是更为有效的预测手段，它摆脱了标化考试所反映的种族、收入以及家长教育水准不平等。

鉴于加州大学的规模和影响力，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论在全美范围内备受关注，被视为预判标化考试在大学招生地位的风向标。加州大学永久性弃用标化的决定很可能引发其他高等院校的效仿，从而加速推进寻求更为公平的评估学生大学成功潜力的全国性趋势。

非营利组织全美公平和公开测试中心执行董事谢弗（Bob Schaeffer）表示，“位于美国最大州的最有声望高校不再使用标化并使用更为公平和精确的招生模式，其意义非同凡响。加州大学正日益成为无视标化招生模式的全国性典范。”

他表示，不再要求提交标化分数的美国大学已从两年前的1,075所增加到如今的1,815所，其部分原因在于疫情期间很难预约到SAT和ACT考位。在通用申请（Common Application）平台提交标化分数的学生比例从2019-20学年的77%骤降至2020-21学年的43%。

目前尚不清楚还有多少高校将在疫情后继续执行标化可选政策。加州大学这一决定并不代表SAT或ACT在加州的末日来临。洛杉矶联合学区（全美规模第二大学区）依然组织其高中生参加标化考试，该学区负责升学咨询的老师建议，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其他高校录取机会，标化考试不容错过。

但在加州大学，标化问题已然尘埃落定！

布朗教务长的声明也使得这项始于2018年7月、颇具争议的进程宣告终结，彼时，时任校长纳波利塔诺（Janet Napolitano）要求学术委员会审核加州大学的标化考试使用状况，以及是否有必要对此进行改革（随着入学需求空前飙升，加州大学校方正努力扩展就读机会）。

前任加州校长纳波利塔诺

经过一年研究，2020年2月教师领袖建议加州大学继续在招生过程中使用标化考试，他们引用了一份备受期待的报告数据，显示标化考试实际上可能有助于提升弱势学生的入学率。

然而，这一颇具争议的结论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包括一份指责其建议的正式报告。2020年五月，校董会最终投票决定不再强制性要求提交SAT和ACT。

与此同时，加州康普顿联合学区及其部分学生和社区组织于2018年以强制提交标化侵犯其公民权利为由两次起诉加州大学。受理这些诉讼的阿拉米达县高级法院一名法官对此表示赞同，命令加州大学自2020年9月（距离校董会投票6个月）起暂时搁置标化要求。

随后，加州大学校长德雷克（Michael V. Drake）于今年春天要求学术委员会研究能否自2025年开始采用一项替代标化的测试。学术委员会调研了一个名为Smarter Balanced，在加州和其他几个州衡量K-12学生表现的考试。在评估该测试是否适用加州大学招生时，委员会成员的一致结论是：不可行！

上周四，委员会联席主席、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高芬（Mary Gauvain）告知加州大学校董，相比高中GPA，上述考试在预测学生的第一年大学表现时提供的价值仅有“适量增加”，但同时”反映和重现“弱势群体学生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委员会报告发现，在招生决定中使用上述考试会让部分考试分数出色但高中GPA较低的学生获益，但受益者多为亚裔和大平洋土著学生，并可能降低非裔、拉丁裔和低收入学生的录取率。

高芬进一步指出，一旦在如此关键的录取决定上采用该测试，委员会成员还担心或将催生一个考培行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加剧（无力负担这类培训的低收入学生）社会不平等现象。

Smarter Balanced执行董事阿尔珀特（Tony Alpert）对该测试导致种族和经济差异的调查结论未予置评。但通过一份声明表示，他很高兴与加州大学合作，通过使用Smarter Balanced的工具帮助改善教学和认知。加州大学教师表示，举例而言，该测试或有助于把加州大学录取学生分配到程度合适的写作课程。

但是，高芬教授告知与会校董，委员会没有找到一个不存在更广泛后遗症的入学替代考试。德雷克校长对委员会结论表示赞同。

校董兰辛（Sherry Lansing）问道，“这是该问题的最终结论吗？”

教务长布朗答道，“目前这是最终结论了。”

德雷克校长表示，如果将来有人能够研发出符合需求的标化考试，加州大学可以考虑采用。他说，“我们没有研发这样的考试，也不知道目前是否存在这样的考试。”

加州大学现任校长德雷克

德雷克进一步指出，在没有标化要求的情况下，加州大学在2021年吸引了破纪录的新生申请人数——超过20万，并招收了有史以来最为多样化的入学年级。加州大学招生官表示，即便没有标化分数，他们也有能力通过招生审核系统的其他13项因素，深入全面地评估海量入学申请；这些因素包括学生的高中平均成绩、课程艰深程度、特殊才能、文书和课外活动等等。

以下为加州大学招生审核系统考量的全部13项因素：

加州大学招生审核考量的13项因素

教师委员会表示，加州大学应通过其他多种方式倡导招生公平。其建议包括：建立更紧密的加州大学与K-12体系合作关系并提供更多招生所需的大学预科课程；为学术准备项目提供更多州政府拨款，以及通过加强监督管理来确保加州大学得以惠及弱势高中。

此外，报告还呼吁为加州大学全面深入评估入学申请拨付更多资金，为招生审阅人员提供反歧视培训，为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学业提供更多支持。

加州大学校董对于这项决定表示欢迎。作为首批挺身而出的标化考试公开反对者，校董奥克利（Eloy Ortiz Oakley）敦促加州大学继续引领无视标化的招生政策，尤其在于该政策很可能有助于促进申请学生的多样化。

校董会主席埃斯托拉诺（Cecilia Estolano）称投票取消SAT和ACT考试要求是其校董生涯最令人自豪的时刻之一。她表示接下来的紧迫任务是需要加倍努力，让更多学生为就读加州大学做好准备，并在入学后给予他们支持。

她指出：”我们深知需要解决由于对学生的结构性障碍和歧视所致、延续数代的教育不平等问题。如果我们继续试图公平地扩大教育机会……我们必须提供支持，让我们的学生得以成功。”

关于加州大学

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简称加州大学（UC）。它是全美最好的州立大学系统之一，也是许多留美学生的首选。2021年申请就读加州大学的申请人超过20万。

加州大学是一个由十所公立大学组成的大学系统，也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公立大学系统。其中9所校区提供本科学位，1所是专门为研究生学习的校区（旧金山分校）。加州大学的创始校区是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还签约管理美国能源部的三个国家实验室，分别为：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该校拥有的诺贝尔奖得主不少于120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357位，占美国国家科学院总院士2039位的近1/5；拥有全职学生23.8多万人，有6所加州大学为美国大学协会成员。

加州大学十大校区依次为：

• 伯克利分校（Berkeley，UCB）

• 洛杉矶分校（Los Angles，UCLA）

• 圣地亚哥分校（San Diego，UCSD）

• 戴维斯分校（Davis，UCD）

• 圣塔芭芭拉分校（Santa Barbara，UCSB）

• 欧文分校（Irvine，UCI）

• 圣克鲁兹分校（Santa Cruz，UCSC）

• 河滨分校（Riverside，UCR）

• 默塞德分校（Merced，UCM)

• 旧金山分校（San Francisco, UCSF）

以下是加州大学各分校的大致分布位置：

延伸阅读：SAT会退出历史舞台吗？

为了从东海岸上流社会之外招收更多高智商的学生，包括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15所精英大学和预科学校于1900年创办了大学理事会。首次SAT考试于1926年举行，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士兵做的智商测试改编而成，主要衡量知识以外的智商。考试的设计者为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布里格姆（Carl Brigham），一名优生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此人坚信黑人智商较白人低下。

其后很长一段时间，SAT一直被当成智商测试来看待，大学理事会起初一直宣称无法通过复习备考提升SAT分数。不过，1938年，纽约布鲁克林水管工的儿子卡普兰（Stanley Kaplan）在父母家地下室开办了第一个SAT补习班。从此以后，卡普兰逐渐成长为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全球性考培机构，不但促使SAT日益流行而且还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了该考试的品牌价值。

卡普兰的发展壮大意味着积极备考完全有可能改善SAT成绩。从1960年代开始，批评者指责SAT使得教育资源向愿意慷慨解囊的富裕家庭不公平地倾斜，其SAT补习费用最高可达每小时1000美元。

SAT考试日益红火也引发市场竞争，不过唯一成气候的是位于中西部爱荷华州的一个名为美国大学考试（ACT）的机构。1959年，该机构启动ACT考试。作为一种衡量学生高中所学知识的测试方式，该考试被很多大型公立高校的招生体系所采用。随后，ACT在美国中西部高校日益普及，而SAT则成为东西两岸大学的首选。从此，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形成SAT和ACT并存的双寡头竞争模式。

2012年，ACT的市场份额超越了SAT，其原因主要是该机构与14个州公立高中达成协议，为其所有公立高中生提供考试服务。ACT的营销秘诀简单粗暴，即宣称该考试具备双重功能，一方面是大学入学考试，另一方面又符合联邦政府衡量高中生阅读和数学能力的测试要求。州政府可以直接通过ACT检测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节省了大量设计考题的时间和精力。

大学理事会见势不妙，立即聘请科尔曼担任该机构首席执行官。科尔曼出身知识分子家庭，高中就读于纽约著名的史蒂文斯中学，接着在耶鲁大学主修哲学，并在大学期间创办过一所补习机构。大学毕业后科尔曼还获得罗德奖学金并在牛津和剑桥大学获得学位。他随后加入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五年后离开公司创办过多年教育机构。

大学理事会CEO科尔曼

科尔曼就任后很快意识到，如果想从ACT那里抢公立高中的生意，就必须对SAT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科尔曼计划像ACT那样让SAT围绕高中科目设计考题。他的第一把火就是从ACT高薪挖角：2013年，他请来掌管SAT教育部分达38年之久的施麦瑟（Cyndie Schmeiser），并让她常驻ACT老巢爱荷华城就地招揽老部下，最终SAT在爱荷华设立了一个超过20人的分支机构。

科尔曼的第二把火着手于改善SAT的名声，为了平息外界对于该考试偏向富家子弟的批评，大学理事会与位于硅谷的在线教育非营利组织可汗学院合作，开发免费的SAT在线备考课程。科尔曼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表示，“大学理事会认为，机会不均等的考试将名存实亡。”

在科尔曼领导下，大学理事会的第三把火烧得更旺，该机构对SAT进行重大改革：摈弃了此前令人望而生畏的艰深词汇测试，将总分从2400分改回到1600分。与此同时还悄然拉高分数。一个老SAT拿1230分（阅读 数学）的学生在新SAT可以考到1300分！总之，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操作让考生感觉大好，尽管从能力测试的角度来看毫无区别。

科尔曼对ACT的最后一击来自全方位的价格战：为了竞争ACT的重要顾客州政府的合同，大学理事会报出令后者难以拒绝的超低价。比方说，2015年，科尔曼一举拿下密歇根州三年合同，其出价低于ACT1540万美元。到了2018年，大学理事会的新SAT拿下10个州的合同，其中三个州为ACT原客户，从而一举重夺江湖一哥地位。

SAT和ACT的市场份额对照

尽管SAT是大学理事会最具知名度的品牌产品，但是价格战使其利润极为微薄。每套SAT考题出题成本高达近200万美元，为了防止作弊，每套全新考题最多只能使用12次。而且大学理事会还得向低收入考生减免考试费用。根据大学理事会前雇员的说法，SAT业务只能勉强保持盈亏平衡。

为该机构生金蛋的母鸡是学生数据库。大学理事会每年将考生的个人数据，包括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父母教育背景等信息，打包卖给大学和其他第三方机构。大学据此向考生群发各种招生营销资料。例如，仅哈佛大学招生办每年就向考试机构采购超过十万份学生数据。大学理事会生财有道：每个考生资料售价达0.47美元，单此一项业务的每年营收超过1亿美元，毛利率接近50%。

大学理事会的另一个现金牛则是手续费，这就类似廉价航空，飞机票所费无几，但各种杂费多如牛毛。大学理事会在十天内将学生的考试分数免费发送至四所高校（很多学生何止申请14所高校），超过四所每增加一所收取12美元的寄送费；赶时间送分？每笔订单收取31美元的加急费；想了解自己哪些问题答错了？请付18美元；更改考试时间？不好意思改期费30美元……大学理事会依靠笑纳这些手续费一举营收近4亿美元。

该机构最大赚钱机器则是AP项目，其部门2018年营收达到4.83亿美元。大学理事会的规模效益源自AP考试的日益普及。AP部门的毛利率达到29%。1955年，大学理事会收购了AP项目时，该考试几乎没有竞争对手，也鲜有批评者。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当时该项目主要服务于一个小规模的优秀学生群体。

1988年，由AP微积分教师埃斯卡兰特（Jaime Escalante，在他引导下，低收入拉丁裔学生通过AP考试）真实经历改编的的电影《为人师表》反响极佳。影片极大地推动AP课程的公众影响力。大学理事会顺势而为，在根本没有考虑到资金不足学区欠缺资源的情况下，强行全面推广AP课程。

多年来，AP课程只有11门，仅包括化学、物理和历史等核心科目。AP课程是达到大学水平，获得高分的学生可以兑换大学学分或代替分级考试。随着AP课程的需求增加，大学理事会将AP课程增加到近40门，科目延伸至艺术史、人文地理以及心理学、绘画等等。

如今，高中的AP课程已经成为衡量其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而学生高中成绩单上的AP课程数量和分数也是大学招生官最为关注的学术指标。美国很多州都对AP考试提供财政补贴，并以AP参与度或分数评估学校和学区的绩效表现。2019年，大学理事会在2万余所高中举办了500多万次AP考试。

根据该机构数据，从2005年到2008年，49.6万名学生参加AP考试达三次或三次以上；十年后，这个数字翻了超过一番，达到110万。当然，大学理事会在AP考试上的玩法和SAT如出一辙，收取的各种手续费为该机构盈利做出重大贡献。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大学理事会虽然名义上是一个注册在纽约州的非营利组织，但实质无异于印钞机，该机构每年超过盈余超过1亿美元，还无需向山姆大叔缴纳一分钱税款。目前，大学理事会坐拥3亿美元现金和8.5亿美元对外投资，CEO科尔曼的年薪高达200万美元。

可惜花无百日红，新冠疫情似乎让大学理事会的好运走到尽头。该机构在去年春季试图推出线上AP考试，不过网站技术问题让成千上万名考生无法提交其答案，从而引发学生和家长高达5亿美元的联邦集体诉讼；去年五月底加州系统宣布的“2023年全面放弃SAT考试”更是雪上加霜……

即使对于一贯注重标化考试的藤校，SAT也开始意想不到地变成累赘。备受瞩目的哈佛大学歧视亚裔案中，SAT分数成为控方攻击哈佛的有力武器。美国司法部控告耶鲁种族歧视也把SAT作为一项重要佐证。随着疫情肆虐，越来越多的学校采取标化可选政策，他们很可能从中学会在没有SAT分数的场景下进行招生。

事实上，SAT存在众多不利于有色人种的证据。大学理事会201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该机构与可汗学院合作的免费备考课程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黑人学生的SAT均分是933分，而白人学生则为1114分。

虽然生存堪忧，不过SAT还有很多刚性需求，众多追求名校的学生需要标化分数增加其录取砝码，而很多缺乏资源的公立大学（例如堪萨斯大学或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无力采用 “综合评定 “招生流程，只能依靠标化成绩来帮助其筛选数以万计的申请人。还有数以千所的高等院校通过SAT分数协助其核算学费折扣，即如何分配所谓 “基于能力的经济资助”。

科尔曼心知肚明的一个公开秘密是，尽管存在诸多缺陷，但SAT考试对于富裕阶层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因为这是通往很多精英名校和最终成功的一道重要门槛。

除了大学录取，SAT还有着一些令人始料不及的作用。麦肯锡等咨询公司要求申请人提交SAT分数。影响房产价值的一个指标是邻近学校的SAT均分。标准普尔确定判高等院校的债券评级时，也将SAT纳入评估范围。

SAT等标准化考试会退出历史舞台吗？在可预见的将来，SAT可能还是美国大学筛选申请人的重要工具，但这次疫情给了高等院校思考的空间：如果不靠标化也能招到合适的学生，也许是时候把标化考试请出招生流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