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用算法偷走了我的家！”纽约女子痛诉大银行联合律师“欺诈抢劫”
在布鲁克林弗拉特布什林登（Flatbush,Linden Boulevard）大道上，一栋狭窄的三层砖房曾是芭芭拉·斯莫尔 （Barbara Small）和她父亲倾注一生心血的希望之地。2005年，这位巴巴多斯移民出身的公交工人和他在美国邮政局工作的女儿，用毕生积蓄买下了这栋房子——它既承载着父亲退休后的安稳岁月，也是斯莫尔为孩子们创造世代传承的梦想基石。
然而，十四年后，梦想在法庭拍卖槌下被砸得粉碎。父亲去世后，一系列经济打击让斯莫尔陷入困境，其中一位租户的欠租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抵押贷款由一群投资者通过信托基金持有，纽约梅隆银行（Bank of New York Mellon）受托管理，服务商则是Shellpoint公司。在布鲁克林市中心最高法院大楼外，一群陌生人为她的房子排队竞拍。仅仅几分钟，这栋楼以略高于13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经法院指定仲裁员、布朗克斯州议员杰弗里·迪诺维茨核算，贷款方拿走绝大部分款项后，斯莫尔仅剩约10万美元——只是房产真实市场价值的零头。
“我父亲曾努力帮我为自己和孩子们创造一份遗产，但现在我却一无所有，”67岁的斯莫尔在访谈中哽咽道。
然而，斯莫尔失去的远不止这些。Gothamist与New York Focus对州法院记录的独立分析揭示了一个隐秘的金融掠夺体系：代表纽约梅隆银行及其服务商的律师采用了一种有争议的利息计算方法，使得斯莫尔被多扣数万美元。这种方法与法院系统对仲裁员的指导意见直接相悖，并可能违反纽约州禁止“利滚利”的法律。
问题的核心在于房屋拍卖后债务计算的微妙差异。在斯莫尔的案例中，法官裁定她欠款85.2万美元（即判决金额），包括利息、费用及剩余本金。房屋拍卖后，贷款方律师可合法收取额外利息，以弥补判决确定至拍卖完成的时间差。然而，他们使用85.2万美元的判决金额计算这笔额外利息——而非法律规定、法院指导的52万美元本金余额。
代表斯莫尔的律师马克·安德森调查发现，这一做法绝非孤例。他指控贷款机构及其律师事务所存在“系统性欺诈和盗窃”，通过牺牲前房主利益来提升利润。
分析显示，自2013年以来，14家频繁代表贷款方的律师事务所在7400多份止赎报告中，超过95%使用了这种增加利息成本的方法。
在400多起案例中，由于这种方法，前房主在拍卖后获得的款项被削减，甚至背负更高债务。
差异的金额往往惊人：纳苏县一家庭少收超8万美元；萨福克县一位前房主损失近9万美元；布鲁克林另一位房主被扣近11.5万美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在人生最脆弱的时刻遭受的二次伤害。
“走过场盖章”
这场危机的根源，部分在于纽约州法院系统对止赎程序监管的严重缺失。法官并非依赖专业法院人员监督拍卖，而是指定与政治关联密切的仲裁员——他们通常既无正式培训，也无需任何资质。六位仲裁员承认，他们在处理数十万美元的房地产交易前从未接受过系统培训，往往直接批准贷款方律师提交的数字，即使这些数字使用了争议性公式。
迪诺维茨——斯莫尔案中的仲裁员——在收到诉讼传票后表示，自己从未意识到计算方法存在争议。他声称核查了银行的计算，但未质疑基本数据。他坦言：“如果任何环节出现错误，对被告不利，就应该纠正……任何在止赎案件中的人都面临财务问题，不应让情况更糟。”然而，这种事后补救的承诺，对于已失去家园的家庭而言，显得苍白无力。
纽约州止赎系统的混乱有历史可循。2008年抵押贷款危机后，该州最大止赎律师事务所承认提交虚假文件加速案件处理；2013年，时任州参议员兼仲裁员约翰·桑普森被控挪用拨给止赎房主的40万美元资金；同年，调查发现布鲁克林九成拍卖存在仲裁员虚报金额问题。如今，利息计算的不一致性再次暴露系统漏洞。
利益网络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政治与司法任命之间的纠缠。在纽约市，郡县政党机器对最高法院法官选举具有决定性影响，而法官又常任命与政党关联人员担任仲裁员等有偿职务。迪诺维茨本人曾是布朗克斯民主党内核心人物，2016年因法院监管机构禁止他接受司法任命而辞去党内职务，却仍协助组织提名最高法院法官的年度会议——这些法官随后任命包括他在内的仲裁员。这种闭环关系引发了公众对司法公正性的质疑。
谁是这场“计算游戏”的真正受益者？通常很难追踪。
个人住房贷款常被打包成证券出售给投资者，而纽约梅隆银行发言人否认直接从增加利息中获益。但律师事务所的内部手册暴露了系统性动机：RAS Boriskin律师事务所的指南明确指示员工依据判决金额计算利息，与法院指导相悖。该律所自2015年来起草了2000多份类似报告，仅在纽约市就处理了近两成止赎案件，主要集中在少数族裔社区。
后果不仅限于直接损失。约6800名止赎房主在拍卖后仍欠巨额债务——有时超百万美元。贷款机构虽常免除债务，却可能因此获得税收优惠，而前房主则需向国税局申报免除金额作为收入。这意味着，通过争议方法增加的欠款，可能导致房主缴纳虚高税款，形成双重剥削。
在获悉调查结果后，布鲁克林州参议员泽尔诺·迈里呼吁法院系统统一止赎拍卖标准：“我们看到的是法律执行的不一致，甚至是权势者对弱势房主的剥削。”然而，法院行政办公室以诉讼为由拒绝回应计算方法问题，仅表示“致力于改进止赎制度”。
安德森的集体诉讼正在推进，部分律师事务所已悄然改用本金计算利息——这间接承认了原有方法的争议性。但对斯莫尔和数千家庭而言，改变来得太迟。她的故事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揭示了金融与司法系统交叉地带中，普通人如何在不透明规则与权力网络中被碾压。
“他们的做法完全错误，甚至违法，”安德森总结道，“这是对已身处绝境者的最后一击。”当制度纵容隐秘的计算，当监管沦为形式，失去的远不止是房屋——更是对公正最基本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