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 | 截口罩、“歧视”湖北人、专家自打脸……疫情下的中国公共卫生要补哪些课？

新冠疫情之下，一些 “神” 操作格外醒目。

大理截获重庆口罩，青岛沈阳互扣口罩；个别地区排挤湖北人、歧视武汉人；村子在挖路断交，小区禁止租户返回，无锡劝返外地人；四川专家误读“粪口传播”，中科院研究员带货双黄连，湖北官员戴反口罩，武汉院士判错病毒类型，上海民政官员判断“气溶胶传播”。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用专业术语讲，各个层级在公共卫生应对紧急疫情的短板再次显现，风险沟通、社区应对以及政府管理出现失误。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风险沟通和社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不可或缺，称这是自 21 世纪包括 SARS 疫情、MERS 疫情、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和埃博拉疫情等一系列事件中吸取的主要教训之一。

图 | 2 月 1 日，天津市疾控中心到达湖北恩施开展检测工作（来源：中国疾控中心）

有多年美国疾控中心工作经验的佐治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陈茁指出，武汉机动车限行和 “封城” 的决策可能换取全国 14 亿人口的相对安全，但因其复杂性，也会对市民生活和经济活动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能预先进行兵棋推演，预估各个方案方方面面的执行成本，就可以最小化疫情的影响。他同时是宁波诺丁汉大学经济学院李达三健康经济学首席教授。

专业机构在应急决策和执行中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陈茁表示，这是因为专业机构人员对科学信息有充分了解，对新的信息和其中隐含的危险也更敏感。在美国，卫生部长有权按公共卫生服务法案第 319 节认定重大传染病的爆发，美疾控中心主任也依法有权拘留、隔离和释放有州际间传播传染病风险的个人。中国必须从法理上解决紧急情况下专业部门的权力和责任。

包括医疗战略物资的储备和调度上，他认为战略储备或许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管理科学也可以应用在战略物资储备的管理和调度上，为满足疫区医疗机构的需求及时服务。

另外，对于公共卫生人员的储备问题，他提出，美国的做法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思路。美国卫生部下属一支共约六千余人的公共健康服务部队，他们不装备武器，主要为医生、护士等与公共健康相关的专业人员。他们平时在美疾控中心、国立卫生研究院、环保署、农业部等机构工作，紧急情况时会集结派驻到受影响地区来从事检疫、疾病防控以及救治工作。这样的人员组织方式便于在紧急情况时召集力量，半军事化的人事管理也有利于应急指挥。

专访陈茁：新发疫情下，如何作出专业决策 

（来源：美国疾控中心）

DeepTech：国内对于新发疫情的应对显得有些慌乱，如何看待某些举措涉嫌歧视武汉人或湖北人？如何化解这个冲突？

陈茁：我非常不认同歧视武汉人或者湖北人的做法。病毒不认省籍，不认国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患病时被歧视，那么先从自己做起，善待他人。当然，必要的卫生措施可以有。

从根本上化解这个冲突恐怕需要长期人文素质的提高。短期内地方政府或许可以疏导。从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来看，浙江等地的做法还是不错的，一方面加强防控措施，另一方面也善待处于隔离期的湖北人。

境外也有中国人遭到歧视的个案发生，甚至有报纸用了 “中国病毒” 的说法。我想可能还是要提高人文素质。另外，这次疫情确实也有很多未知数，公众出现一些不理性的行为也不难理解。媒体，不管是传统纸媒和电子媒体如果能加以疏导，或许会有缓解。

DeepTech：国内还发生了云南大理官方抢重庆运输的口罩，以及青岛和沈阳相互拦截防疫用品的新闻。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在 WHO 的建议中，一般情况下，没有呼吸道症状的个人出门是不需要医用口罩的。国内对于口罩问题是不是过度反应了？其二，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有待规范，这正是你提到的管理科学问题，那么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有哪些可借鉴的经验？

陈茁：对于口罩问题，目前新冠肺炎的传播模式确实还是有些不清楚的地方，所以大家反应有些不太理性。我是赞同 WHO 建议的，另外在口罩缺乏的情况下，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优先给医护人员使用更好一些。

对于第二个问题，应急管理是门成长中的科学，其他国家可能也是在摸索着前进。美国在 2001 年之后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其中的应急管理署统筹全国的应急预案规划。但是在流行病疫情的应急中，一般还是卫生部和美国疾控中心来主导。

我提到的管理科学可能更适用于物资和人员的调配方面。比如美国疾控中心会用运筹学来做一些疫苗在不同州之间和不同优先级人群中的发放管理等等。美国的做法一般是，如果紧急事件是在州内，由州政府决定是否向联邦政府求援。但是如果涉及多州或者可能波及多州的事件，一般联邦政府介入主导。

当然，中美两国体制不同，解决的方式也会有不同。一个重要的地方是有预案。没有预案，很多时候好的举措会慢一拍，像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就会错过干预的最好时机。

DeepTech：世卫组织给出的建议包括，要确保不同部门和级别的信息保持一致。这一条在当下做的是不够的。比如四川某位卫生部门管理者在解释 “粪口传播” 时理解为等同于吃屎，还有专家拿双黄连细胞试验的数据来误导公众。你认为如何确保信息一致？中国这么大而复杂的体系下，应该如何有序推进信息一致？

陈茁：在发布信息成本大幅度降低的现代社会，确保信息一致很难。一个办法是指定权威的专业机构来发布信息。另外，信息的发布需要强调在大众中的传播，在专业术语、可操作性等方面要考虑到大众的需求。及时和准确的发布才能赢得大众信任。

DeepTech：你提到一些方案如封城需要预先进行兵棋推演，那么如果做这些推演，需要哪些专家参与进来，应该走怎样的流程？

陈茁：这些推演（Simulation）一般有相应的专业人士和相关的机构一起来协作。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科的一个功能就是做对各种干预手段的评估。评估的过程需要多学科多部门的参与，也是一个闭环，有着反馈，改善，再反馈的过程。

DeepTech：疫情应急中有一些做法不专业。比如湖北省官员对口罩供给没有概念，他们戴口罩不专业，这似乎距离成熟的管理体系有很大距离。你也提到，专业机构在应急决策和执行中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现实环境下，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建议？

陈茁：我的建议是从立法上解决这个问题。专业机构的角色应该厘清并且以法律形式确认。

具体的建议恐怕一下子很难给出来。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觉得要把中国应急的预案细化，而且在全国的省级单位要推广，加强认知。当然不同地方紧急事件也会有不同，也应该在一个框架上加上适合地方需求的细节。比如，地震多发地带和沿海台风多发省份的应急需求和细节会不一样。

DeepTech：目前看国内公共卫生的这种声音是很比较弱的，你觉得是公共卫生人才太少了，还是说我们对公共卫生不够重视？

陈茁：其实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美国也有这个问题。美国奥巴马主政期间对公共卫生比较重视，通过了预防与公共卫生基金，每年大概有一个几十亿美元的预算。但是在有埃博拉疫情和寨卡疫情的时候，人们会想起来疾控中心，没有疫情的时候就忘掉疾控中心了。还有一个原因，美国现在反智的情形可能要比中国严重，比如反堕胎观念的流行和反疫苗观点的传播。

至于国内，2003 年 SARS 之后，大家对疾控比较重视，中国重金打造了一套疫情直报系统，但没有疫情之后，疾控的声音就弱了。

中国疾控系统跟美国不同，其职工不是公务员，而是事业单位编制。有个具体问题就是，虽然待遇不太差，但没有住房福利，一些青年骨干就流失了，比如流失到学术机构，如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

DeepTech：目前中国疾控系统被批评说，研究人员急着去发论文了，而在防疫上显得作为不够。

陈茁：首先得声明一下，我本身在美国疾控中心工作多年，在中国疾控系统有很多朋友，我的观点可能会有倾向性，但没有纯粹的利益冲突。

他们发表的文章都是团队的工作，不是一个人的工作，然后还有湖北疾控系统参与。另外，发表论文也是让国际知道疫情的一种方式，这是国际惯例。

还有就是，中国疾控中心没有公布疫情的权限，官方发布都是从卫健委或应急办出来。

DeepTech：我们一直关注专业技术意见的话语权，目前看专业意见发挥了多大效力？

陈茁：我没有特别做这个调查，但是从国家层面上来说，我觉得从法理上疾控机构应该有发布疫情的法定权力。中国这方面这些年在探索、在摸索，但是有的方面可能没有梳理得特别清楚。

比如，现在健康教育和中国疾控中心是分开的。健康教育或健康传播其实是疾控系统一个大的功能，如果分开的话肯定是有利有弊，怎么来协调？需要国家的智慧。

再比如说，疾控中心如果有了权力去发布疫情，也需要同时向大众把专业知识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解释清楚，降低公众的恐慌心理。目前可能需要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建设。

DeepTech：在目前比较急迫的情况下，很多谣言和不准确的信息就会很多。这就是你提到的健康教育问题吧？

陈茁：对。不光是紧急情况下，在日常的时候，也有很多健康传播的事情要做。比如说慢性病，它的防控其实也是很大的问题。很多老年人，甚至不仅是老年人，遵循医嘱的服药依从性较差。所以如何向公众特别是老年人解释，需要健康传播的专业人才来做这方面的宣传。

DeepTech：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李文亮的悲剧后面，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吹哨人，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又不会引发社会混乱？

陈茁：其实吹哨人在美语语境里有两种非常接近但是略有不同的含义，一类是像深喉那种，把内幕匿名捅到媒体上的那种，另一类是通过吹哨人保护法案的规定程序实名（但是名字不向公众公开以避免打击报复）向独立的监督机构反应问题，比如这次揭露特朗普乌克兰电话的吹哨人。第一类当然是非常有责任感有勇气的人，但是建立一个合理的吹哨人体系（或者按我们现有的用词，一个举报人保护制度）来引导保护“吹哨”从而起到一个监督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参考国外的一些做法，把现有法规中禁止对提出批评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条款细化，避免灰色地带。甚至可以延展到非公职人员，对国家机构甚至对企事业单位起到一个健康的监督作用。

中国有《关于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若干规定》，但是里面主要是针对举报犯罪行为，我不太清楚李医生的情形是不是适用。

李医生的做法倒是可以参照美国吹哨人制度，比如可以考虑一些大部委设置类似检察院或者监察委的部门。美国卫生部有其独立的监督单位（Inspect General），负责审计，监督和保护卫生部所服务的人群。专业部门的独立监督一方面保证独立性，起到监督作用；其独立于司法部门的设置也能迅速有效地应对专业问题。美国吹哨人可以实名向所属专业部委的独立监督单位提供信息，但是根据美国吹哨人保护法，这些单位必须保护吹哨人身份并确保其不受打击报复。当然，美国吹哨人保护法经历了很多修订，最近的一次是在 2012 年，就目前的一些情形来看也算不得完美。广义的美国吹哨人保护其实比较多，也很繁杂，有其各自适用的对象和范畴。

一般来说，实名举报不会有太多的虚假指控，监督单位的专业处理应该不会引发社会混乱。当然，这只是美国的经验，我们国家国情不同，可以汲取其经验教训，在借鉴之余也需要搞清楚其背景。

陈茁简介

图 | 陈茁（来源：佐治亚大学）

陈茁，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政策与管理系副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经济学院李达三健康经济学首席教授。

他于 1996 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科学专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在 1999 年同校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在 2002 年他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统计学专业获得统计学硕士学位，于 2004 年同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曾是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CDC) 的资深健康经济学家。在 2006 年加入 CDC 前，他曾于 2005-2006 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在 2004-2005 年，他曾在美国诺克斯维尔市田纳西大学任博士后研究员。在 2007-2008 年，他曾于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经济学院任兼职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