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目驚心| 親臨哈佛庭審，目睹SFFA 律師一層層剝開哈佛種族歧視的華麗外裝
精彩導讀
上周日（10月14日）美國亞裔教育聯盟(AACE)聯合CAA, SVCAF, AARA, CHARM & AHC,80-20 Education Foundation等組織在波士頓科普立廣場（Copley Square）成功地舉行了支持和聲援學生公平入學組織（SFFA)申訴哈佛大學的集會活動。新澤西州生活網代表舒戎飛先生當日驅車前往波士頓科普立廣場現場親歷了這場激動人心、令人難忘的集會活動。
AACE主席趙宇空先生、李雙女士在集會現場發表了慷慨激昂、振奮人心的演說。副主席歐陽了寒先生組織、協調現場的活動。次日，趙宇空先生做為第一個入場觀眾目睹了這一載入史冊的申訴哈佛案。應央視國際頻道（CCTV4)《華人世界》編導的邀請，舒戎飛先生安排了央視編導對趙宇空先生的連線採訪。在此，我們播出此次央視採訪視頻和刊登趙宇空先生親臨波士頓聯邦地方法院對哈佛大學庭審的見證。
央視國際頻道（CCTV4)《華人世界》採訪趙宇空先生視頻
趙宇空先生親臨庭審之觀後感
在參與組織了周六晚上美國亞裔教育聯盟為眾多支持性組織舉辦的答謝晚會，以及亞裔社區在周日舉行的聲援學生公平組織的大集會之後，我於周一、10月15日大清早7:30就來到了波士頓聯邦法庭，滿懷激情地等待著法庭開庭。
圖為波士頓聯邦法院
為什麼不激動呢？從1988年亞裔申訴哈佛開始，成千上萬的亞裔父母和亞裔孩子就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我們等待了三十年了！
來到法庭之後，我才發現我是旁聽觀眾中第一個到場的。大約一小時之後，我們很多的支持者也紛紛到了，有從西雅圖、洛杉磯和舊金山飛過來的很多朋友。還有從DC過來，周六在我們集會上做出激情講演的美國全國韓裔協會聯合會秘書長James Shin先生。也有幾個支持哈佛的人士。在法庭開門之後，我成為幸運的15個觀眾中的一位，進入了法庭，目睹了這一歷史性案件的審理。
庭審在早上10:00準時開始。需要指出的是，本案的法官阿利森·D·伯勒斯(Allison D. Burroughs)是在2014年由巴拉克·奧巴馬總統提名，並得到了確認的聯邦地區法官。伯勒斯是延遲或阻止特朗普總統於2017年1月簽署的第一個旅行禁令的幾位聯邦法官之一。
開庭後，原告學生公平錄取組織（SFFA）的大律師亞當·莫塔拉(Adam Mortara) 首先做開場白。他指出，本次訴訟不是反對校園的多元化，而是針對哈佛對亞裔申請學生的非法歧視。接著，他依照嚴密的邏輯分析，使用大量的事實和數揭露出了觸目驚心的歧視現象：
1. 在哈佛的所謂全面評估中，個人素質對錄取的影響最大。
2. 從所有學業和課外活動等客觀的指標來看，亞裔考生的成績都是最高。然而，就在非常主觀的個人素質評分這一項，亞裔孩子在任何一個分數段得分都是最低。
3. 哈佛在每年錄取過程中都要和上一年的錄取數據進行比較，實現種族的平衡。這就是實際上的種族配額。
4. 統計回歸模型表明，亞裔在哈佛大學錄取過程中成為了一個負因素：如果考生是亞裔，他們錄取的機會會明顯降低。
5. 哈佛2013年的自我調查模型顯示出哈佛歧視亞裔。但其錄取主任William Fitzsimmons在得知情況之後捂蓋子，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值得一提的是，在Edward Blum先生的努力下，原告學生公平錄取組織配備了一個世界一流的律師團隊。有四位曾經給最高法院大法官做過助手的頂尖律師加入了這個團隊。
圖右二為 Edward Blum
哈佛的大律師Bill Lee是一位著名的專利法律師。因為他長有亞裔的面孔，所以被一切以種族來看待問題的哈佛大學請來做辯護律師。基於哈佛大學的雄厚資源，Lee大律師背後同樣擁有一個十分強大的律師團隊。
Lee大律師以美國多元化的進步作為開場白，試圖把此案從法律問題引入政治正確的多元化議題。在他的陳述中，他例舉了1978年最高法院一個大法官，以及2003年最高法院判決對哈佛錄取模式的肯定，並以教育部1992年的調查結論為依據，試圖說明其沒有歧視。然而，他有意迴避的是，哈佛從未受到學生公平錄取組織這樣全面、徹底地調查。而且，最近20年亞裔人口增加了一倍，哈佛所搞的種族配額給亞裔孩子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傷害，已是今非昔比。
在其開場白中，他還有意貶低哈佛自己在2013年所做的調查，試圖給哈佛開脫責任。此外，他還花了大量的時間，攻擊原告的數學模型，認為該模型把校友，體育照顧排除在外是不合理的。但Lee 大律師在說這番話的時刻，他萬萬沒有想到，他給原告律師下午精彩的對質搭好了一個美妙的檯子。
在哈佛大律師完成陳述之後，偏左的阿利森·D·伯勒斯法官竟然讓幾位對哈佛錄取過程並不知情的哈佛學生出來作證。他們在作證中謳歌多元化的好處，講述他們如何受益於哈佛的全面評估錄取方式。但作為既得利益者，他們對眾多的，被哈佛歧視，不公正拒絕的亞裔同學，沒有表示出絲毫的同情和支持。在他們講述的時候，伯勒斯法官認真地記下筆記。
哈佛大學律師團隊
在中午休息的時候，我看到Blum先生神情嚴肅。我也對法官的態度產生擔心。
令我感到驚喜的是，下午的庭審卻展開了一幅十分精彩的畫卷。學生公平錄取組織的律師John M. Hughes首先就把哈佛大學的錄取委員會主任William Fitzsimmons叫到了被告席上。在整個質問的過程，原告律師以嚴謹的邏輯，一步步把哈佛種族歧視的證據揭示出來，讓其大白天下。
以下是兩個精彩片段：
原告律師Hughes先生首先請Fitzsimmons確認他在哈佛大學的職務和責任。在他的質問下，Fitzsimmons不得不承認他有領導錄取官員團隊，保證對考生公平對待的職責。在確認了職責之後，原告律師讓Fitzsimmons 先生確認他所採用的證據都是Fitzsimmons先生使用過或認可過的。在做出這些鋪墊之後，該律師亮出來鐵證。每年哈佛大學都會根據PSAT的考試成績，發信邀請合格的高中學生來申請哈佛大學。以下是他們選擇學生的標準。
– 亞裔男孩，1380分； 亞裔女孩1350；
– 非裔和西裔1100分；
– 在20個哈佛錄取率低的州，白人只要求1310分。
在這些數據得到Fitzsimmons先生的確認之後，原告律師對Fitzsimmons先生質問進入了高潮：
原告律師：按照你們的標準，在這20個低錄取率州，一個PSAT考了1310分的白人孩子會接到一封哈佛的邀請函，而他PSAT考了1370分的亞裔同學卻接不到這封邀請函。對嗎？
Fitzsimmons先生：我們做出這樣的決定是為了組成一個多元化的學生結構…
原告律師：請回答我的問題：在這20個低錄取率州，一個PSAT考了1310分的白人孩子會接到一封哈佛的邀請函，而他PSAT考了1370分的亞裔同學卻接不到這封邀請函。對嗎？是，還是不是？
Fitzsimmons先生：我想，就算是吧。但這只是微小的分數差距。
原告律師：你們對亞裔孩子發邀請的PSAT 要求1380分，對其他少數族裔的要求是1100分。按照你們的定義，PSAT考1100分的其他少數族裔的學生就有可能在哈佛成功畢業，而亞裔學生需要1380分嗎？
Fitzsimmons先生：這、這、這。我們這樣做是出於這樣的考量。。。但這只是微小的分數差距。
原告律師：你確認1380分和1100分是微小的差距嗎？
Fitzsimmons先生：這、這、這。。。。這只是微小的分數差距 （作者注，熟悉PSAT的人都知道，1380分和1100分可是重大的差距啊）。
原告律師：在你們選擇邀請這些學生申請哈佛的時候，你是否只有學生考分、種族、性別和地址這四個信息？
Fitzsimmons先生：是。
原告律師：在你們確定給不同種族不同的標準時，在決定把亞裔和白人及其他族裔區別對待時，除了種族之外，你們還有其他的依據嗎？
Fitzsimmons先生：沒有。
原告律師：依照種族制定不同的標準，這是不是種族主義的行為？
Fitzsimmons先生：沒有作答。
原告律師：依照種族制定不同的標準，這是不是種族主義的行為？
Fitzsimmons先生：繞開問題，不敢作答。
原告律師：依照種族制定不同的標準，這就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結論就是那麼簡單、明了（plain and simple）。
緊接著，原告律師Hughes先生又把焦點轉向了統計模型。記得在早上哈佛大律師對學生公平組織的統計模型進行了攻擊。認為該模型把校友、運動員照顧排除是有嚴重缺陷的。然而，用一份份哈佛自己的文件，原告律師揭露了哈佛大學偽善的嘴臉。早在1992年，哈佛聲稱亞裔孩子錄取比例不合理的因素是校友和體育照顧。由此教育部做模型的時候就有意把這些因素排除，並得到了哈佛大學的肯定。直至2012年，哈佛大學法律顧問給教育部民權辦公室的信函中還堅持這一觀點。
令人諷刺的是，當學生公平錄取組織使用同樣的方法建立統計模型，發現哈佛大量的歧視證據之後，哈佛馬上改口了，攻擊這個他們一直認可的建模方法。在這又一場高水平的質問中，聰明的原告律師，用哈佛大學的手，狠狠地煽了哈佛大學那張偽善的臉！
下午的法庭質問，其精彩程度不下於好萊塢庭審大片。雖然早起有些辛苦，但我卻有機會見證了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庭審，也目睹了頂級大律師的精彩表演。對我和眾多常年來為亞裔孩子平等教育權益抗爭的朋友來說，這是十分重要的一天，令人難忘的一天。
在庭審結束之後，我早些時候對案情發展的擔心減少很多。有記者問我明天還來不來？我高興地告訴他們：我十分信任學生公平組織這樣優秀的大律師，下面的庭審就不參加了。其他波士頓的朋友會繼續來支持。
（註：該文根據我參加庭審的回憶據實而寫，由於法庭內不能錄音，對話部分可能會有微小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