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華人女教授走進美國重刑監獄教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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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監獄的犯人為何要努力學習漢語？一位華人女教授憑著勇氣、智慧與善心教授重刑犯人，是如何的一種教學體驗，又與他們是什麼樣的師生關係？對此本文不僅詳盡地講述，亦從側面展示給讀者美國監獄大學的意義，以及「用知識重塑人生」的理念在培植過程中遭遇的社會阻力。

江嵐，博士，加拿大籍。現執教於美國高校，專攻古典文學域外英譯研究。

（一）緣起

2012年的春季學期剛開始的一個上午，大雪初晴，我開著車從高速公路轉入鎮上的小路，經過連手機信號都沒有的荒僻地段，停在這一棟古老城堡一樣的巨大建築物的前面。

這是最高安保級別重刑男犯監獄，位於紐約上州的「東方勞教中心」。

打開門一腳踏進去，立刻就被那種單調的、森嚴的氣氛所包圍。眼前沒有尋常辦公場所常見的綠色花草，只有一道道電動鐵柵欄；沒有衣著鮮亮、首飾齊整的女秘書，只有荷槍實彈、不苟言笑的警察。

我首先要登記姓名、抵達時間，通過安檢。皮包、錢夾、手機、筆記本……統統被大門口的值班女警勒令放回車上，我的衣袋裡最後只能留下鑰匙和證件。

監獄的行政秘書南希領著我去見我應該見的那些人，一路登記姓名、進入時間。這棟龐大的建築物按行政功能分幾大塊，每個部分的銜接處都設有一個由數名警察共同把守，與天花板齊高的大鐵籠子。若要從A區到B區，必須由A區的警衛先放行，進入鐵籠子里等候B區的警察開門。進出監獄的一干人等，包括工作人員概不能例外，區別只在於鐵籠子又分隔成三個部分，供不同身份的人通行。

南希帶著我從中間穿過。一路上，在視線範圍內的鐵門如果有不止一道，則每一次只有一道能被打開。重重大鐵門次第在我身後「哐啷」、「哐啷」合上，南希在身邊說天氣、說她的孫兒、說退休以後想搬去南方……我只是陪笑敷衍，手心發涼，這種氣氛委實令人緊張。

「以後也總會有人陪著你的，不用擔心在這棟大樓里迷路，」南希笑。

當然。即便拿到了特許的進出通行證，我也絕不可能被允許在這樣的地方單獨行動。而有關部門費這許多周折把我弄進來，是為了讓我能夠給由40餘名犯人組成的兩個班授課。

這個為服刑犯人提供正規高等學歷教育的項目，名為Bard Prison Initiative (BPI)，正式設立於1999年，是一個為正在服刑的犯人提供正規高等學制教育的項目，包括本科和碩士學歷，每學期開設的課程橫跨不同專業，總共超過六十門課。項目組聯繫到我，起因於有一批犯人聯名提交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學漢語。請願書上寫明，他們還希望「最好能夠進一步學習中國古典文學，比如《紅樓夢》」，所以項目組希望能找到一個有中國古典文學背景的教授。我當時在電話里一聽就相當好奇。這些重刑犯為什麼主動要求學中文？他們究竟是些什麼樣的人？怎麼知道中國古典文學裡有一本名著叫《紅樓夢》？關於中國他們還知道什麼？還想知道什麼？

我的教授同行們聽說這件事之後都很興奮：「在一個非同尋常的環境裡面對一群非同尋常的學生，很有意思，應該去！」

搞行政的同事們反應則大不一樣：「這可倒好，把罪犯培養得比我們還厲害！聯邦政府就是這樣花我們這些納稅人的錢！」

家人自然旗幟鮮明地反對，尤其是我的老二：「那些都是犯人，犯人！媽咪你懂不懂？！危險！」

危險……應該不至於。BPI項目設立以來，參與其中的教授不止我一個。我對這個項目太好奇，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拒絕。

通過州政府和華盛頓D.C.的電話面試，又經過長達一個多月的背景調查和種種健康檢疫，我接下了在BPI的教學任務：從基礎漢語開始，系統設置中國語言文化課程，並將課程內容與「亞洲研究」中國方向的學科要求對接。

這天來還不是上課，先要登記身份、打指模、辦理通行證，然後接受監獄方的培訓。培訓內容實際上是一些嚴格的行為限制和安全注意事項，十分具體細緻。聽起來都很簡單，要到後來的時日里，我才明白，執行起來並沒有想像中的容易。

（二）開課

頭一天上課的日子，我按規定提前15分鐘，走進監獄的大門。門廳里已經有兩位教授過了安檢門，在那頭坐著了。

BPI從性質上來講，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大學」，但其規模是十分有限的。由於授課地點的特殊限制，需要大量實驗器材的專業不可能在這個項目里實施，所以課程以人文社科類為主，藝術類只有繪畫，理科也只有數學。BPI在紐約州涵蓋九所安保級別不同的男犯和女犯監獄，「東方勞教中心」不僅安保級別最高，建築面積也很大。可在監獄裡辟出一塊相對獨立的教學區域畢竟不容易，教室很有限，所以每天上午、下午的授課時間段里，通常最多只有四名教授。

我過了那道比飛機場的安檢門嚴苛得多的安檢門，和先到的兩位教授相見。他們一個教哲學，是巴德文理學院哲學系的老教授；另一個教線性代數，和我一樣是外聘的，來自康奈爾大學。BPI項目不僅致力於給這些監獄裡的學生提供正規的大學教育，更盡最大可能尊重他們的專業選擇。當巴德文理學院現有的師資隊伍無法滿足這些學生的專業學習要求，就由項目組負責到其他高校或專業機構中去找。

我的學生們當中，後來出了一位數學天才，我給他取的中文名字叫常安德。他在拿到了數學專業碩士之後，還想繼續深造，而巴德文理學院並沒有數學博士學位的專業設置，項目組就幫他聯繫到法國魯昂商學院，讓他每周在固定的時間通過電話接受教授指導。——這是後話了。

護衛我們進去的獄警到了，尾隨他走進去，我們每通過一道門，下一道門便會得到通知，以保證我們必經的走廊沒有任何犯人走動。位於大樓深深處的教學區，兩頭都有獄警把守，再一次簽到之後，我終於見到我的這一班特殊學生們。

他們規規矩矩地沿牆圍坐，除了穿著統一的深綠色囚服之外，他們的外表和其他任何一個大學班級里的學生們並沒有顯著的不同，並非電影里看到的那種怙惡不悛、凶神惡煞。我原先多少有點忐忑的心情很快平靜下來。

第一堂課，我教的是「中級漢語III」，用的教材是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主持編寫的《All Things Considered: an advanced Reader of Modern Chinese》。

這本教材是被事先指定的。我不是進入BPI的第一位中文教授，對於項目里中國語言文化課程現有的設置，我必須先完成與前面的銜接，才能擁有更多的自主權。

BPI的通識課程和普通大學一樣，涵蓋了哲學、歷史、文學等等人文學科的基礎知識。學生們通過這些課程的學習，了解到關於中國的一些內容，進而對漢語言文化產生強烈興趣，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也是這裡的學生們最初提交那份請願書的緣由。首先為他們開設漢語課，並制定了課程大框架的，是耶魯大學「亞洲研究」中國方向畢業的Nagel博士。他的總體教學目標，是要讓學生們能夠在完成三年六個進階的學習之後，漢語聽、說、讀、寫的四項基本技能達到一般母語水平，每一進階的課程規劃很完整。但這位年輕的博士因工作變動，沒有能夠親自完成他的計劃。項目組隨後又相繼引進過兩位教師，任教時間都不算長，到我加入，這個班的2010級學生們已經學過兩年漢語。

我的前任們給他們打下了很好的聽、讀基礎。一篇八百多字的課文，他們當中大部分人可以從頭讀到尾，不依靠拼音。除了關鍵的語法點、文化點我必須用英文解釋之外，課堂上用漢語授課基本上沒有問題。可是，過去兩年來教師的變動，每一位教師不同的教學風格和課業要求，對他們的學習效果是有影響的。這一班學生比較突出的弱點在於，其一，辭彙、句法的知識碎片化；其二，在會話中把握不住四聲；其三，缺乏字法基本知識，將漢字形體過於圖形化。

如果學漢語僅僅是為了滿足本科學歷對第二外語的學分要求，這三大弱點或許可以忽略。但這些學生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將來打算進入「亞洲研究」中國方向，這些弱點無疑將阻礙他們的深化學習。於是，在每堂課的課後作業之外，我給他們布置了兩項每周一次，固定的功課：一是背誦一首唐詩，以訓練四聲組合的發音；二是抄寫生字，每一個生字20遍，以熟悉並牢記漢字結構。

第一天的課結束，我在黑板上留下了要求他們背誦的第一首唐詩，白居易的七絕《題李次雲窗竹》：不用裁為鳴鳳管，不須截作釣魚竿。千花百草凋零後，留向紛紛雪裡看。

（三）較量

從此，我每天一進教室，學生們便很自覺地先齊聲背誦唐詩。

這些詩歌，我通常不大講解。首先因為語言課不是文學課，我要求他們背誦的目的，只是用詩句里平仄音調的完美結合，訓練他們的四聲發音技能；其次，我對唐詩的魅力有無窮信心。他們都是成年的學生，自我學習能力很強，這些詩歌自身的音韻琳琅、字詞優美必將誘使他們主動去追尋詩句的內涵——這一招在我十餘年的教學過程中屢試不爽。我只要等學生們拿著自學過程中遇到的難題來提問的時候，再解答就可以了。

要他們抄寫漢字，則沒這麼簡單。憑心而論，這種作業類型的確又花時間又枯燥，而且很小兒科，缺乏讓他們發揮和展示個人「智力水平」的空間。於是他們當中就有人跳出來抵制，領頭的那一個，中文名字叫做「郝亞德」。

第一次，我發現他的字詞抄寫本沒交，問他，他說沒時間完成，表情不失恭敬，但語氣很硬。我點點頭，叫他把自己的中文名字寫在黑板上。

結果不出我所料，三個字當中前後兩個都漏掉了筆劃，看起來似是而非。我把筆劃補齊，平靜地對他說：這一周除了生字以外，再加上你自己名字這三個字，還是每個字抄20遍。

到了下一周，他照樣不交。我也不說話，徑直走到他面前，站定了盯著他。「真是沒時間寫！」他也站了起來，辯解，自以為理由充分：「過去也不用寫這麼無聊的作業，我們還不是一樣可以說中文！」

「過去，你們的教授不是我。」

「學中文，只要會說就可以，為什麼要寫那些字？！」他的個頭高出我許多，皺著眉頭居高臨下，滿臉不屑。

「關於為什麼，我想，我已經清楚解釋過了，不打算重複，」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回答。「如果下一周你還是沒時間寫，那麼，你就不用到我的課堂上來了。」

我的語氣和態度顯然激怒了他，我們之間的空氣變得有些緊張。其他的學生見狀趕忙低聲嚴厲呵斥他：「坐下！她是教授！你想要被關禁閉嗎？！」

「禁閉」這個詞，讓郝亞德一下子泄了氣。到第三周，他的抄寫作業按時交上來了。他的屈服分明不情不願，我只當不知道，暫時不去理會他。

時間以每周四節課的節奏，按部就班地滑過，轉眼到了期末考。學生們答完了題，下課鈴聲還沒響，他們和我都不得離開教室。這個空擋里，他們開始和我聊起下學期各自想確定的專業方向。十幾個人七嘴八舌之間，只聽郝亞德的聲音說：「教授，我想選社會學專業，以後可以當社工！輔修亞洲研究的中國方向！」

「哦？」我反問他。 「那接下來要寫的字更多了，你確定？」

「我確定。是要堅持寫寫寫才記得那些字，我現在覺得中文沒那麼難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抓耳撓腮。「對不起，教授。」

看著這個義大利裔男生扭扭捏捏地道歉，我笑起來，心裡真的高興。 「漢字本身，是非母語學生學習漢語最大的興趣所在。書寫的難度，不應該成為學習漢語的障礙。」這是澳大利亞漢語教育界經過數年實證對比研究得出的結論，可謂真知灼見。很多教師們在漢語教學過程中，尤其是初級階段，唯恐要求寫漢字會「打擊」學生們的自信心，削弱他們學習漢語的興趣。這種顧慮其實泰半出於想像的擔心，實踐中只要針對學生的學習特點適度把握，寫漢字並不見得是一件高難度的課業要求。而習得的喜悅，才是他們繼續學下去最大的驅動力。

根據本科學歷的教學要求，在中級第三階段語言課上能拿到85分以上的學生，才能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習，並得到輔修「亞洲研究」中國方向的機會。這一次期末考，郝亞德的成績是92分。

（四）成績

2013年的八月特別忙，因為新一屆學生的招生工作開始了。那年遞交入學申請的犯人一共165名，幾輪嚴格篩選後得到面試機會的雖然只有32名，但在我們能夠進出監獄的有限時間裡，逐一面試這些申請人，也是一項繁瑣的工作。

能被BPI最終錄取的學生，都是高中階段成績優異，在監獄裡表現得比較好，獲得減刑機會比較大的犯人。九月，新學年的秋季學期開始，BPI近七百名註冊學生當中又增加了15名2013屆新生，其中12名選了初級漢語課，組成我將要從頭開始帶領的新一屆班級。倒不一定是他們都對漢語感興趣，而是他們可選擇的課程實在太有限。

這個時候，我在BPI執教已有一年。一年當中，關於我的教學方式，學生們議論得最多的，還是我執意要求他們反覆抄寫漢字，毫無商量餘地的「倔強」。升上大三的郝亞德最終能夠認識寫漢字的好處，並不等於所有的新生都願意步其後塵。

開學兩周以後，13屆班裡的白艾力——這是我給他取的中文名字——向我發難。他的話語方式和當初的郝亞德如出一轍，態度更加惡劣，他甚至低聲嘟囔出了一句粗話。

我只佯裝沒聽見，面無表情地強調我的原則：你要麼下回老實抄抄抄，要麼退出我的課堂。

即使在普通大學的課堂里，公然辱罵教授，也是要被處理的，何況在這裡！白艾力作為一個新生，如果開學沒幾天就被我一狀告上去，踢出課堂，接下來的後果遠不是被警告或受處分那麼簡單，他承受不起。所以，他是不敢堅持公開和我抬杠的。接下來的整個學期里，也沒再和我鬧過彆扭。只是，短短的寒假過後，到春季開學，我發現他退出了我的班級。

留下來的這11個——其實到再後來也還是12個，因為白艾力回來了——是我十餘年高校教學生涯里見過的最用功、最刻苦、進步最迅速的學生。每一堂課三小時，他們連中間休息都不要，一口水不喝，只為了能聽我「多講一點，再多講一點」。對於非母語的學生而言，在沒有生活氛圍，沒有文化語境的美國課堂里學漢語，其難度之大，人所共知。何況是在監獄！我不能用PPT課件，他們當時連學語言必須的聽力訓練設備都沒有，學習的輔助材料數量大於等於零。如此有限的條件下，在同等課時長度里，他們所能夠達到的漢語水平，「外面」普通高校里的一般學生根本不能比。

又一個草木蔥蘢的初夏，學年末的考試來臨。喜歡繪畫、專攻動漫設計的Marcus用中文講述他做過的一個夢，在夢裡他飛到了中國。在一棟「很高很高的大樓的頭上」，他看見了一位中國姑娘的身影。他想認識她，就落下來走到她身邊，只見那姑娘在唱歌，「她的歌唱是很好聽」。

唱完了，姑娘問他：「你喜歡我的歌嗎？」 Marcus點點頭。姑娘站起來，指著樓前市區的街道：「這是北京。這是我的國家。你喜歡我的國家嗎？」

Marcus回答：「不知道」。姑娘又問：「你喜歡我的國家嗎？」 Marcus還是懵懵懂懂，答非所問：「我會說一點點中文。」 那姑娘就笑了，慢慢飛升起來：「你一學中文越來越多，就會喜歡中國。」

Marcus捨不得她走，追上去問她叫什麼名字，她回答說她叫「美麗」。他繼續追問：「美麗，我以後還會見到你嗎？」她微笑不語，漸升漸高，慢慢消失在北京的天空里。

因為是考試， Marcus講述這個夢境的語速比較慢。畢竟是只學了兩個學期而已，那些套用課本中的句型，挖空心思組成的句子難免錯誤；所有舌面音都發得咬牙切齒，也還是似是而非。但這個不無浪漫色彩的夢境所表現的主題已經足夠明白：他喜歡學漢語，熱愛中華文化。

Marcus並不是一個特例。數學專業的Anthony是第二代西班牙裔移民，平時在課堂上話不多。他頗有些語言天賦，對句型、辭彙和發音的掌握都相當不錯。這次期末口試，他講述的是某天和朋友一起吃飯的場景。

朋友們不相信他會講中文，當場叫他翻譯：「If you don』t like that cake, give it to me.」 Anthony想都不用想，一開口就說：「如果你不想吃那塊蛋糕，就給我吧。」

朋友驚訝之餘，叫他用西班牙文把同樣的意思再重複一遍，結果他竟然愣在那裡，半天說不上來。

「我是一個西班牙人，不會說西班牙語，朋友笑話我，可是我不覺得害羞。漢語很難，得花很多時間才能學好。為了學好漢語，我也學會安排我的時間了，這很重要。」

還有Brian，那個患有肌肉萎縮症，右手指關節功能嚴重退化的學生。我不止一次告訴過他，不必完成抄寫漢字的家庭作業。可就因為我在課堂上反覆強調必須要寫，他找來海綿小圓球套住鉛筆，堅持和別的同學一樣，將每一課的每一個生字詞一筆一划抄寫二十遍。我看在眼裡於心不忍，說他：「差不多能認讀就好，不用寫這麼多。」

「您不是說不寫就不會記得嗎，教授？」他憨憨地笑，說：「我真想學好漢語。」

如果要追究他們為什麼要學漢語，答案其實並不在於學漢語將來對於他們究竟有多大「用處」，而恰恰在於掌握漢語之難。惟其難學，學好才成為他們挑戰自我，重塑自我的試煉。他們都堅信，能學好漢語，就一定能把別的事情都做好。「外面」的教授同事們說，啊，他們除了念書，沒有別的事可干，所以學業進步神速。誠然，這肯定是因素之一，但也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能夠成為BPI的學生，證明他們比其他犯人具備更優質，更大的潛力，激起了他們的榮譽感，開啟了他們未來人生的新希望，所以他們格外珍惜難得的學習機會，無論是學漢語還是學其他科目，再苦再累也要做到最好。

儘管在獄警眼中，他們始終是犯人，但教授們卻大不一樣。師生關係在這個全封閉的，極端特殊的教學環境里，比普通的大學校園緊密得多。這些學生用自己的勤奮和努力，推動著我和每一位BPI的人，想方設法，竭盡全力，為讓他們學有所成費盡心機。

（五）考驗

從2012年底開始，我為他們爭取到美國《僑報》訂閱，每周兩次，中文報紙被定期送入；我堅持他們一定要有聽力訓練的材料和設備，也於13年春到位了；隨後，我聯繫一些出版社，為他們捐贈的中國歷史、文化、文學讀本陸續被送入教學區小小的圖書館。接下來的14年整個學年裡，我則開始準備開設新課程。

語言文化的學習到了一定階段，光憑書本的文字描述，沒有更直觀、更形象的渠道提供感性的認識，是不可能深化理性認識的。而且，當時我已經意識到，這些學生們最終的專業選擇，更大的可能是將「亞洲研究」的中國方向作為輔修，而非主攻方向。從教學的角度，我要傳授給他們的也不僅是一項兩項技能，更重要的是改變他們看待世界，認識事物的角度。所以，在養成他們的語言基礎技能之後，課程需要轉移到文化方面的內容，重點在哲學和歷史，不在文學。

我大幅度調整原先Nagel博士設置的總體教學目標和課程框架，首先將高級語言課之後的「中國古典文學，包括《紅樓夢》」換成了唐詩。一來因為經過三年六個學期，平均每兩周一首的背誦練習，學生們有了感性積累的基礎，教學上便於深入；二來只要認真選詩，唐詩中有足夠的典故串聯中國歷史、哲學、文化傳統的關鍵點，可以與他們的另一門必修課「中國文化史」的系統內容相輔助。

我抽空看了大量的國產電影，想要為他們找到幾部合適的影片，因為我計劃在「高級中文」之後，開設「電影看現當代中國」。最直接的原因還不僅是想給學生們增強一點兒對中國的直觀認識。「亞洲研究」中國方向的教授，除我之外都不是華人，也就是說，他們都是我們概念里的「漢學家」。歐美漢學家群體有一個比較突出的共同特點，就是大多偏重傳統的，古典的中國。所以我才決定開一門展示現當代中國社會的課程，否則學生們如何能明白書上說的，中華文化是人類文明史上唯一的，持續若干千年「不間斷」的文化？

根據教學進度，這門課至少要等到一年多之後才能開出來，可我必須早早動手寫報告，將我需要的教材、教輔材料提前送審。BPI的教學和日常事務管理，由校方和監獄方共同完成。雖然各有側重，絕大多數事情都需要平行、同步的決策才能確定。校方和監獄方不會幹涉我如何調整課程框架，卻必須審核課程的具體內容。不經過這一道道審核程序，任何一張小紙片、一顆鈕扣都無法攜帶進出監獄。我曾經擅自帶過一支毛筆想給學生看，結果過安檢時就被撿了出來，何況這一次，我打算帶進去這麼多部電影？！

「唐詩里的中國歷史與文化」很快通過了，電影卻頗艱難，到最後我選出來的18部只能通過7部（被刷下來的包括《紅高粱》、《霸王別姬》、《飲食男女》等等），不過好歹算順利把課開出來了。

若只求完成工作任務，並不需要費這許多周折。但這些學生太特殊。所謂競爭法則之「公平」，在任何社會裡都是相對的。他們將來即便拿到文憑出去了，也必須比普通人強得多，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機會「重新做人」。所以，作為他們的授業之師，我們要承當的責任也比在「外面」面對普通大學生嚴峻得多。

14年初，春季學期剛開學不久的一個早晨，我照常到監獄，一進門就眼睛陡然一亮。安檢門的那一頭，等著獄警來護衛進教學區的不是三兩個教授，還多了十幾二十個穿統一制服的年輕小夥子。他們一個個高大挺拔，相貌堂堂，而且氣質雄健英武，又彬彬有禮。這是西點軍校的辯論隊，進來和BPI辯論隊切磋的。

這時候的BPI辯論隊才組建沒多久，由資深的演講藝術教授指導。我們這裡的學生不能頻繁走出去，他就設法將別的高校辯論隊請進來，為此耗費不知多少額外的時間和精力。附近的康奈爾、耶魯、賓州大學等等名校的辯論隊，差不多都被他請遍了。

我的學生中有4個在辯論隊里。他們久不久會拿著辯論題目來問我，對於這樣的問題「中國人會怎麼看」關於教育公平、信息安全、媒體監督等問題。準備一場場辯論賽的過程十分艱辛。他們不能上網，所需要的資料經過層層審核送進來之時，他們已經比對手至少損失了一周的備戰時間，唯一的補救方式就是熬夜，只能熬夜。

某天下了課，我們幾個教授照例在教學區走廊盡頭的警察辦公室門口，等候被護衛出去。我和演講教授閑聊：「為了準備這一輪比賽，Carol昨天熬了一個通宵。今天在我的課堂上眼睛都快睜不開了，他旁邊的同學一直用力捅他。」

「他是辯論隊里表現最好的學生之一，」 演講教授笑著回答。

旁邊大辦公桌後面坐著的警察聽了，站起來很嚴肅地對我說：「教授，您應該給他一個警告。他們不僅不能在課堂上打瞌睡，也不能表現出疲累。」

我點點頭，默然，知道自己一不小心，又說錯話了。

為考試熬通宵，是每個學生的正常行為，又不是去打麻將喝酒整夜不睡覺。熬了一個通宵之後很疲憊，也是每個人正常的生理反應。可這些「正常」在美國高等教育系統中這個極端特殊的角落裡是不被「允許」的。

不可多說一句話，不得多行一步路，真是這裡對於所有人的鐵律，無論你是不是在押的囚犯。

（六）決賽

除了BPI之外，監獄裡還有職業技術培訓、高中學歷教育等其他的項目。這些項目存在的意義，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理解。僅在「東方勞教中心」之內，就有不少獄警反對為犯人們提供正規教育的所有項目，儘管這些項目的經費全由私人慈善基金支持，並沒有花納稅人的錢。他們與「外面」持同樣意見的人們一起組織起專門的機構，長期為抵制這些項目奔走宣傳。連帶著，他們並不歡迎我們這些人在監獄進進出出，動不動就給我們臉色看的事情並不少見，過安檢們被刁難更是常有的事。

只是正如定期來開「健康與免疫」講座，每次都穿得整齊時髦的年輕護理師曾經說過的，「這是我的工作，我認為這項工作很有意義。只要不暴露，不過份，我想怎麼穿就怎麼穿，想穿什麼就穿什麼，管那個檢測器是不是尖叫！管他們怎麼想！」

幸運的是，認為這項工作「很有意義」的個人和機構越來越多了，以各種各樣不同的方式試圖去改變重刑犯們的人生軌跡。

2015年，全美大學生辯論賽總決賽，BPI的辯手擊敗哈佛隊，奪得冠軍。一夜之間，這條消息炸翻了媒體。讚揚和認可，質疑和討伐，都如潮水洶湧。但事實永遠擁有最強的說服力：僅2013學年，BPI 為300餘名學生頒發了本科學位證書。他們當中的刑滿出獄者，找到工作能自食其力的超過80%；相對於其他刑滿釋放犯無法回歸社會，最終重複犯罪再次入獄，紐約州政府的官方統計數據超過40%，而歷年來BPI畢業出獄學生的再犯罪率，是零。

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才是力量，在這裡得到了終極體現。

司卡羅，就是Carol，作為參加辯論總決賽的辯手之一，奪冠回到課堂上之時，我也收到了院方和監獄方聯合簽發的正式通知：美國公共電視台（PBS）將要開始製作一部電視專題片，報道BPI的情況，計劃用三年的時間不定期來實地拍攝，第一輪的拍攝策劃中列入了我的課堂，讓我和學生們做好思想準備。

「也沒什麼好特別準備的吧，我們上我們的課，他們拍他們的，」我說。

「教授！我們把中文學得這麼好，難道不要向那些沒文化的人秀一下實力嗎？！」白艾力在他固定的角落裡，故意模仿我平時的話語方式，壞壞地笑。

2014年的暑假，我照例在國內講學，收到項目組主管學生事務的教授發來郵件，說白艾力想要回到我的班上來，問我的意見如何。我起初不同意，倒不是對他有什麼成見，而是認為他已經整整缺了一個學期的課，再回來怎麼能跟上進度？當我隨後被告知，白艾力保證利用暑假的時間，用同學的筆記自學，一定趕上進度。在那樣的條件和環境下，自學？！我覺得不可思議，半信半疑，只說等開學了再看。

沒想到他真的憑著一股子狠勁兒，說到做到，開學後順利通過我的測試，回到班上來。白艾力後來讀到碩士，專攻美國移民文學，他的碩士論文題目，是「離散、融合與回歸：美國西班牙裔與華裔移民文學比較研究」。

那天他的提議引來全班一致附和，我們後來決定給PBS的攝製組唱一首歌，選來選去選定了《我和你》。他們集體唱中文的主旋律，我用英文在副歌部分相和：

「……來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連心，永遠一家人……」

PBS攝製組到來的那一天，還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隨行。拍攝結束後，有幾個人陪著她安靜地坐在我的教室，聽了二十幾分鐘課，然後安靜地離開。

下課走出教室，那老太太從走廊另一頭迎上來，說中文課太有意思了，上得真好，握著我的手不斷道謝。一旁的獄方教育監理為我作介紹，說這位看上去十分嫻雅整齊的老人，是BPI項目的主要資助者之一。

學費、書本費、管理費，以及我們這些教授和管理人員的薪水……成年累月的花費不是一個小數目。為什麼要資助這樣的一個項目呢，我忍不住好奇地問。「每個人都會犯錯誤，他們會，我們也會，」老太太從容地說。「當然，他們犯的錯誤比較嚴重。人的一生很長啊，我希望能幫助他們得到機會，重新再來一次的機會。」

是。儘管我們不能過問學生們的背景，尤其不能打探他們的入獄情由，但從邏輯上不難推斷，被監禁在這樣戒備森嚴的地方，服刑長達25年以上的他們，必定做過不止一件兩件傷天害理的事。無論他們過去曾經做過什麼，只要能夠藉由這個平台，向他們傳達一點人性的善、生命的美、自然的真純，讓他們學會與自己和解，與世界和解，今後真的能夠樹立起嶄新的人生觀和道德規範、行為標準，不再與社會、與他人敵意相對，那麼，我們所有的人為這個項目的存在和實施所付出的努力，就是有嚴肅意義的。

尾聲

等到「唐詩里的中國歷史文化」和「電影看現當代中國」陸續這門課開起來，選修的學生已經是10屆、12屆和13屆的學生混雜。我對13屆的責任不變，又多了指導碩士研究生論文的任務。有的學年必須開晚上的課，有的學期開暑期課，進出監獄益發頻繁。平日里但凡能接起朋友同事的電話，對方必然一開口就少不得調侃一句：「從牢里出來了？」

然而監獄裡的教學空間是有限的。除了基礎學科以外的課程必須輪換。我的課程周期已經結束，要換給西班牙文化與文學了。最後一次課的臨下課前十分鐘，除了已經離開，轉往次級安保監獄的學生以外，所有我教過的學生都來到了我的教室——他們早已計劃好，並說服了獄警。否則在下課鈴響之前，他們是不能離開各自的教室的。他們逐一和我擁抱告別，每個人送給我一支黑色圓珠筆。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最廉價的那種黑色圓珠筆，是他們能夠給我留下的，唯一的紀念品。他們說，我讓他們寫過的漢字，是他們鐵窗生涯里的陽光。32支筆，外觀沒有任何差別，只有我知道，每一支後面的笑臉如何各有各的聲音，各有各的表情。

這個初夏，隨著學年的結束，我帶著這32支圓珠筆，離開了「東方勞教中心」。可BPI 的發展越來越綠意蔥蘢，正重新定義著教育公平與刑事司法、社會保障之間的關係。一方面利用自己成熟的辦學經驗，積極幫助康涅狄格州、愛荷華州、馬里蘭、印第安納州和世界十幾個國家的高等院校設計和發展適合當地的監獄學制教育項目。另一方面，也秉持著「用知識重塑人生」的理念，開始在臨近地區嘗試用不同類型的教育項目服務於不同的弱勢群體，如今紐約州政府社區服務中心、紐約市布魯克林圖書館等處，都有BPI 主導的新項目進入實施。

正如前總統Bill Clinton在他的著述《給予Giving》一書中所提到的，BPI 是「對一個安全的，更有創造力的社會的最好投資」。到今年秋天，這個項目將迎來設置整整二十年的紀念日，PBS的報道片也將正式播出。我肯定不會在電視畫面中看到自己，那麼，我會看到這32支圓珠筆中的哪一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