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竹製天花板之上：聖彼得大學朱衛東院長訪談

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官方統計，截至 1980 年，居住在美國的中國（包括香港）出生者, 包括加入美國籍者、擁有永久居留權者與合法的非移民簽證持有者，總計36.65 萬人。此後這個數字以前所未見的漲幅迅速攀升，到2010年增至180.8066萬人。前後兩個數字之間，是三十年的日升月落，也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後，一浪高過一浪的出國潮。對於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的中國人而言，外面的世界充滿傳說的精彩，從個人到企業，「走出去」成了社會的一首主旋律。熱播一時的電視連續劇《北京人在紐約》，在每一集的片頭打出字幕：「如果你愛一個人，就送他去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一個人，那就送他去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成為形容紐約，形容美國的經典句式，家喻戶曉，流傳至今。

除了夢想以及追逐夢想的那一點決絕，那一代的留學生們背井離鄉的腳步遠不是後來那些小留學生們懷裡揣著父母的銀行卡，拉起行李箱來去自如的瀟洒走一回。風蕭蕭兮易水寒，他們幾乎一無所有， 「去美國留學」的決定是他們用青春、生命和前途下注的一場豪賭，渲染出一種近於悲壯的色彩。然後，他們憑藉自己的天賦、學識、智慧和毅力，孜孜不倦地尋求，鍥而不捨地努力，終於在異域的土地上站穩腳跟。據美國國土安全部統計，從1980 年至 2010 年，職業技術類移民約佔中國公民獲得美國綠卡總人數的四分之一，構成一個大部分散居在傳統華裔聚居區之外的，新一代華人移民群體。

2008年，亞裔美國人研究專家、馬里蘭大學的人口統計學教授Larry H. Shinagawa和他的研究團隊發布了一份題為《華裔美國人群像》（A Portrait of Chinese Americans）的長篇報告，指出華裔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較高，而薪資收入與社會聲望回報「通常低於一般人群和非西班牙裔白人族群」，呼籲建立相應的渠道和機制，幫助年輕的華裔專業人士發揮潛力，增加他們「參與高層管理」，「全面進入美國主流社會和專業圈子」的機會。十餘年後，「美國亞裔男性研究（The Asian American Man Study）」發布對650名亞裔男性的職業及社會地位滿意度調查結果，依然顯示沒有擔任過任何管理職務的亞裔男性高達總就業人數的61%。即便在亞裔男性比較集中的加州矽谷地區高科技公司里，亞裔被提拔到高級管理職位的機會也低於其他各族裔。

也就是說，眾多亞裔學霸們走出象牙塔之後，儘管大部分得以順利入職，卻很難在後續的職業發展之路上繼續高歌猛進。被歷史漫長的種族歧視和文化偏見滯留在這座職場「中途島」上的亞裔，遍及西方各國。澳大利亞「多樣性委員會」2013年的研究報告中的數據顯示，全澳洲的私人企業中，亞裔任首席執行官的比例只有1.9%，占董事會席位的比例也僅為4.2%。於是，從事人力資源管理的美國韓裔Jane Hyun筆下出現了一個新名詞，「竹製天花板（Bamboo Ceiling）」，特指整個亞裔族群難以躋身於管理和行政高層，無法與其他族群分庭抗禮的職業發展障礙。

攜帶著勤奮而木訥，稱職而懦弱的文化標籤，躋身於白人世界裡的亞裔們就真的只能集中在低級別職位上，充當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的「工蟻」角色嗎？答案是未必盡然。2019年4月25日，新澤西州Fair Lawn的地方媒體刊登了一條消息，題為「本市居民朱衛東博士被正式任命為聖·彼得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在這個職位上，朱衛東將主持該學院目前15個系的日常管理工作，與教職員工一起維護課程的教學質量，提高現有本科及研究生課程框架設置的有效性，同時推動教學與科研雙向的，不同形式的學術創新。

這條消息的主人公「朱衛東博士」，男性，出生於中國大陸，是典型的華人「新移民」之一員。從旅美留學生的身份起步，奮力衝破頭頂的「竹製天花板」，朱衛東不是第一例，卻肯定是極少數的幾例之一。

朱衛東博士

一、理科博士之感性

1999年，上個世紀的最後一個春天到來之際，素有「天堂學府」之稱的蘇州大學校園，秉持著「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的百年校訓，正如過往的每一個春天，開過了桃花開櫻花，奼紫嫣紅，生機滿眼。

朱衛東和他的同學們在校園裡散步。閑聊間，也不知是誰先提起了去美國留學的話頭。此時，改革開放之後方興未艾的「留學潮」已從京滬等地的高校遍及各地，對於理工科背景的學子們而言，出國深造成為一種並非遙不可及的選擇。而朱衛東剛拿到蘇州大學的本科文憑，正在攻讀材料科學與應用專業的碩士學位，並沒有出國留學的打算。可同學的提議一下子把「美國」這個詞提到眼前來，讓他「覺得」聽起來不錯。美國，是培養各專業博士的水平最高的地方，應該能學到更多更新的東西吧。這一轉念之後，他旋即開始著手準備應付TOEFL、GRE的考試。自我實現的原始動力，就此依託萬象更新的大時代背景，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2000年新年 · 北京 三位共同奮鬥出國的好友：左一為朱衛東博士。

次年，他拿到蘇州大學碩士學位的同時，被斯蒂文森理工學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全額獎學金錄取，來到與紐約一水之隔的新澤西攻讀博士學位。四年之後順利畢業，又做了兩年博士後研究，2007年他接受聖·彼得大學的聘書，開始了在異邦的講台上教書育人的生涯。

高等院校作為職場，歷來不是旅美亞裔新移民的首選之地。因為入職的門檻高，一張博士學位文憑是必要條件，而新鮮的博士畢業生年年有，滿世界有，一年比一年多，大學裡的教授職位卻是定編的，入職的競爭激烈。一個蘿蔔一個坑的位子，好不容易空出一個來，哪怕學校所在地再偏遠，招聘的廣告登出去也會引來美國國內各地乃至於世界各英語國家的好幾百號應聘者。招聘委員會層層篩選，細細過濾，教學能力、學術積累不達標肯定不行，僅有教學技能和學術成果也不行，豈止百里挑一而已？

朱衛東的求職經歷並沒有浴血奮戰，險象環生的橋段，他說得輕描淡寫： 「當時我拿到了兩個offer，我選擇了聖·彼得。」

聖彼得大學文理學院

所謂職場，不外乎廣義的市場。這個市場的遊戲規則越是功利，競爭機制越是嚴苛挑剔，就越不會埋沒真正出類拔萃的人。另一家學校給他開出的薪資條件更好，這是我在決定正式採訪他之前就已經知道了的。於是我追問：「為什麼呢？」第一份工作是一個人職業生涯的起點，差之毫厘足以導致後來謬以千里。從來人往高處走，水才向低處流呢，他為什麼反其道而行之？

他回答：因為「覺得」 聖·彼得的辦學理念更切合他對為人師這個職業的理解。

位於新澤西州澤西市的聖·彼得大學，是耶穌會院校聯合會（Association of Jesui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簡稱：AJCU）旗下的高校之一，歷史悠久。耶穌會最主要的任務是興辦教育與傳教，十六世紀中期以來在歐洲、美洲、亞洲設立了許多大學，以美國數量最多。一共27所，遍及全美各地，目前就讀學生超過20萬，構成美國高等教育領域最大的系統聯盟之一。這些高校彼此之間雖互不統屬，教學體系各自獨立，但教學的理念至今一脈相承：通過批判性思維和紀律性學習相輔相成的教學過程，培養學生們挑戰假設、分析動機、理性求證、自由決斷的能力，儘可能充分激發學生的潛能，促進他們個人整體素質綜合的、全面的發展。

簡而言之，就是不僅培養學生的一技之長，更注重為社會造就頭腦與心靈、智力與情感、道德與操守均衡發展的人才。這樣的辦學理念，差不多就是蘇州大學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的白話詮釋。朱衛東受此校風熏陶成長，到異邦深造之後選擇一個與母校若合符節的環境去謀發展，從旁觀者的角度去深究，並不突兀。倒是他談及這個自己職業生涯中至關重要的決定，再一次用到「覺得」這個詞，聽來令人莞爾。

「覺得」。一個人對外部事物的客觀屬性最直接的心理反映，單純而感性。朱衛東決定出國留學是「覺得」，選擇和聖·彼得簽約也是「覺得」，從話語到行為，都不是一個典型亞裔男性理科生的方式。千里之行必始於此刻的足下，人所共知，但習慣於反覆推理求證，強調紀律與情緒控制的理工男們往往做不到。朱衛東不低估自己的能力，也不高估前路的難度，坐言起行，他用「覺得」所堅守的是生命的熱情，在自律的同時多一分隨機應變的彈性。從這些「覺得」開始，朱衛東就把自己和那些過於理性，過於謹慎，總要等到見著了兔子才撒鷹的人們，拉開了距離。

作為職場，世界每一個大學校園，都與「象牙塔」的概念相去甚遠。優勝劣汰，生存競技的酷烈程度不輸於任何其他領域。某博士順利入職走上了講台，並不等於他/她能夠在這個講台上站穩腳跟。教學（Teaching），科研（Research or Scholarly Work）和服務（Services）三大層面年年被考核，每個層面下有一長串各項具體指標。勤奮，無疑是一把披荊斬棘的必備利斧，但僅有這把利斧也不見得能開闢出一條可供昂首闊步的大道。確立研究方向既需要學術積累和科研能力，也頗借重幾分天賦；確立了方向之後，能夠如期做出成果已大不易，這項成果要及時得到學術界的充分肯定，更需要一點客觀的、外界的助力，需要一點兒運氣。

「我很幸運，」朱衛東感慨。「從一開始就很幸運。」

他剛加入聖·彼得沒多久，系裡的同事便邀他加盟，一起申請科研項目基金。申請研究基金，到哪裡都是高校教師們事業與人生的重中之重，為此成年累月地屢戰屢敗，再屢敗屢戰的不知凡幾。從研究內容的創新點及重要性，到文獻綜述、團隊優勢、預期成果，行文的邏輯必須清晰連貫，論證必須簡明充分，方法必須切實可操作……朱衛東一上崗便得到資深同事的指導、提點，直接越過了自我摸索的迷茫期，的確很幸運。更幸運的是，這份項目申請書獲得了活躍於政界的聖·彼得老校友們的青睞，後來的評議過程也很順利，天時、地利、人和，所有不可或缺的條件都一步到位，他們課題申報成功了。

憑藉這筆數額不小的基金，籌建起「微等離子科技中心」(The Center for Microplasma Science and Technology)，朱衛東和他的隊友們有了一個可以擼起袖子大展拳腳的研究平台，也有了一個科研能力和學科建設能力的展示台，為他攀爬從助理教授，到副教授、正教授的職稱進階提供了基礎的支撐。另一方面，參與籌建、運作這個科技中心的過程，客觀上也迫使他不斷學習如何調動學校現有的資源，如何與相關部門更有效地溝通、協作，去深入了解並適應多族裔、多元文化背景的校園環境里，各人不同的行事風格。

朱衛東博士和侯賽·洛佩茲博士共同擔任微等離子體科學技術中心聯合主任
（該中心由美國空軍科研辦公室資助）

在美國的私立高校里，由教授們組成 「教務委員會（Faculty Senate）」、「教師工會（Teacher』s Union）」以及各個專業委員會，以保障教授們的學術權利、薪資待遇為主要訴求，從不同管理層面影響學校決策，形成了與行政高層分權制約、差異互補的校內治理模式。朱衛東在教學與研究之餘，積極投身到這些機構的服務性工作當中，他在「課程發展委員會（Curriculum Committee）」里擔任主席時的出色表現，讓他獲得同事們的信任和推舉，進入教務委員會的核心圈，擔任委員會的副總統（Vice President of Faculty Senate），參與學術性事務的重要決策。值得一提的是，自聖·彼得大學教務委員會1966年成立以來的，朱衛東是第一位非白人副總統。這些機遇使得他得以從更宏觀、更高遠的視角了解學校的發展方向及運作機制，實際上為他後來走上行政領導的崗位作好了前期的，也是必要的鋪墊。

二、天花板之突破

故事進行到這裡，朱衛東的人生看起來一路風調雨順。當然，人間絕大多數是尋常的際遇，尋常的高低起伏，尋常的喜怒哀樂，像書中傳奇一般光怪陸離的人生畢竟不多。連朱衛東自己也不止一次笑稱「運氣好」，關鍵節點上總有「貴人」出手，扶他上馬再送一程。

啊，貴人。古聖先賢早就諄諄教導過，「青蠅之飛，不過數武；青蠅之飛，不過數武；附之驥尾，可致千里。」當我們還處在「青蠅」的階段，誰不希望得遇貴人，事半而功倍？然而，縱觀古今中外所有案例，真正全憑「運氣好」得貴人相助，最終勝出的那個人，恐怕只有辛德瑞拉：仙女教母從天上而降，給她一雙水晶鞋；教母的魔法棒僅對水晶鞋具有永久效力，她自己天生一雙舉國上下獨一無二的腳。當永不消失的水晶鞋套上那雙獨一無二的腳，灰姑娘逆襲成功，榮登皇后之位。

這才是真正的好命。可惜，在童話以外的故事裡，這麼純粹的理想情節無法複製。沒有什麼貴人會驀然從天而降，即便有，也不見得恰恰落在你身邊。現實社會中每一段合作關係的建立，每一次推薦保舉的發生，都沒有註定的前緣。某個人身邊「貴人」特別多，是他自身的心理素質、為人處事的態度與工作能力綜合作用帶來的一種結果。

首先，他必須足夠謙遜。把自己定位在什麼也不懂的位置上，承認且懂得欣賞他人的優點，隨時準備主動虛心求教；其次，他必須樂觀務實。這世界上聰明人很多，能幹的人也很多，身兼這兩點而成天患得患失，斤斤計較，試問誰敢幫你？第三，他必須勇於接受新的挑戰。如果你自己都不打算超越自己，旁人多想幫你也沒用。第四，他必須具備自我迭代的功底。如果你只會守株待兔，不肯腳踏實地裝備自己，又有誰能幫你？

人生道路不是坦途，也從來沒有那麼多捷徑，一切人脈、資源，都得通過穩紮穩打的方式去積累。朱衛東對所有提攜過、幫助過自己的人們心懷感激，並不等於他得到這些提攜和幫助只是各種偶然因素成序列的化學反應:

僅在他個人的專業領域，微等離子及大氣壓強低溫等離子體技術研究，朱衛東參與過專業書籍的相關章節編纂、撰有百科全書的相關條目，擁有兩個美國專利和五個中國專利的共同發明權，宣讀國際會議論文上百篇、發表同行評議期刊論文逾五十篇……

這一串數字背後，所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時間量顯而易見。無依無靠無背景的朱衛東，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單槍匹馬抵達現在的位置，絕非僥倖。知名報人瘂弦先生曾經說過，「世界上最大的悲劇是幸運之神敲你的門的時候，你還沒有準備好，沒有立刻跟它上馬。幸運之神沒有等人的耐心，它打馬向前賓士，永不再來！」——就是這個意思。

還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朱衛東的語言溝通能力相當強。他的英文發音清晰準確，句式完整連貫，敘述當中極少有語氣詞或插入語的不必要停頓，俚語和習慣用語的使用也自然隨意。這與他訓練有素的思維邏輯嚴密性有關，更與他的外語習得水平有關。

「我從小喜歡學英語啊，」他笑。「在中學時代，我的英語成績基本上總是全年級前幾名的。」

朱衛東口中的「從小」，還真是不折不扣的「從小」，因為他的老祖父，朱老先生雖不懂英文，卻熟悉26個字母，當年曾經順手拿來當兒歌，含飴弄孫。等朱衛東到了上學的年紀，這26個字母的音韻已深入記憶，他領先了同齡的孩子們一步。這一步，鋪墊成他對英語課的特殊興趣，帶來穩居前列的好成績，也延伸出他對語言的格外敏感，以及對文學作品的喜愛。利用初高中階段的每一個假期，他把當時能接觸到的外國文學名著幾乎讀遍了。

優秀文學作品的潛移默化，養成的是朱衛東的創造力、好奇心和同理心。這不僅意味著他處事幹練，面對沒有數據可依靠，處於灰色地帶的事務，能夠憑自己的批判性思考作出決斷，更意味著他能夠理解、尊重不同群體成員的需求和願望，有效完成與上司下屬的溝通。而這些，每一項都是不可或缺的職業技能。也讓他充分認識到人文學科知識對於一個人全面、均衡發展的重要性，無論從教養自己孩子的角度出發，還是從學校課程設置的角度著眼，他都不會走入近於固化的，偏執的亞裔認知誤區，不會過度重視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計算機）等技術性比較強的專業，而忽略或輕視社會學科和人文學科方面的教育。

公開宣布對朱衛東的新任命之時，聖·彼得大學教務長兼校務主管副校長Frederick Bonato博士說：「朱衛東博士在教室內外的奉獻精神一直很突出，值得稱道。在過去一年的人文學院代理院長任期內，他紮實而穩定的領導能力也有目共睹。毫無疑問，他將得到各系各部門教職員工的支持和擁護。我相信，他的遠見以及對推動聖·彼得辦學理念的強烈渴望，將有助於帶領人文學院走向更成功的未來。」

朱衛東博士聖·彼得大學文理學院就職照

他這番話，不僅是朱衛東職業生涯道路上的重要標點，同時也反過來證明了美國社會的多元文化包容性與多種族相容性從未消弭。竹子的也好，玻璃的也好，「天花板」並非堅不可摧。時刻準備著的人總會有機會，值得被推一把的人背後必有「貴人」出現。問題在於被壓制於其下的人們，如何憑藉自身的膽氣和素質去突破各種隱性或顯性的文化刻板印象與種族歧視。

數十年前，朱老先生最初播下的一粒小小種子，直接促成朱衛東成年之後到異邦求學謀生的語言優勢，也間接養成了他文理兼備的綜合人文素質。老先生泉下有知，一定會為自家兒郎交出的這一份人生成績單驕傲的吧？

三、文化身份之堅守

從19世紀中葉最早抵達新大陸，對美國西部開發做出了巨大貢獻的一批批華工開始算起，美國的華裔移民從未停止過融入主流的努力，也從未切斷過對故土的關切與眷戀。他們擰成一股繩，共同渡過歷史上制度化歧視所帶來的重重難關，將安全感和歸屬感帶入了本族裔的精神生活和現實世界。作為各大主要城市構件的「唐人街」，不僅保留著最初華人社區的傳統形態，其強大的組織能力和頑強的生命力，至今仍然歷久彌堅。

新一代移民雖散居在「唐人街」之外，但堅持、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高度自覺，並不輸於老一輩。他們開辦周末中文學校、開展與國內各界的商務和文化藝術交流、籌辦大型中國節慶活動……在鞏固本族裔內部的社會關係網路的同時，他們充分利用自己高文化素質的優勢和社會影響力，主動走向外圍，向其他族群講述中華文化，描述中國現實，也為美國社會的多元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

2014年春節，新澤西州哈里森華人聯合會準備搞一次聚餐活動，當時已經是應用科學與技術系系主任的朱衛東主動請纓，幫助大家在網上設定付款鏈接方便大家捐贈。從此，本職工作繁忙，家中還有三個學齡孩兒的朱衛東，成為當地華人社區里很活躍的一名義工。2015年11月，他被推選為哈里森市華聯會副會長。2016年1月底，在華聯會的積極推動下，哈里森市政廳為中國新年舉行升旗儀式。當天，市政廳中央高掛著中英文書寫的「新年快樂」橫幅，兩邊襯託大紅燈籠，左右大理石廳柱上是「新年快樂，萬事如意」大紅對聯。數以百計的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將整個市政大廳擠得水泄不通，最後整個活動不得不挪到市政廳外面的哈里森大道上舉行。當中美兩國國歌先後響起，中國國旗和美國國旗在市政廳外的主街上冉冉升起，朱衛東擔任了這一場喜氣洋洋的儀式的主持人。

那年春節，由美國地方政府以官方的形式為中國新年升起的五星紅旗，和美國的星條旗一起，在哈里森市政廳外的主街道上同時懸掛了12天。儀式，是我們將自己的主體情感與外部世界相鏈接，將客觀物質與我們的理想世界相結合的一條紐帶。這一場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儀式，是作為亞裔的重要分支，人口佔比已超過6%的華裔，對對本族裔傳統文化的再認同、再皈依，也是對進一步確立、提升自身社會地位的高度自覺。他們正一步一步擺脫自掃門雪的「小農心態」，對美國社會發展漠不關心的「過客心態」以及受到不公平待遇也無奈沉默的「難民心態」，以更積極的姿態堅守自身文化身份，去集體論證華裔族群對整個美國社會多元文化發展的重要性。

朱衛東是一位教育工作者，自然對文化、教育有種近乎天然的關切。他長期服務於華夏北部中文學校，當過校長助理，也當過校長，至今還是學校董事會成員。

華夏中文學校北部分校校委會和教師代表合影（左二為朱衛東博士）

作為華人自發興辦的民間教育機構，中文學校是社區的產物，具有本土化的自然屬性，更具有跨文化的先天特質。學校自籌辦學經費，很大程度上依賴自發、志願的家長們無償的或低報酬的奉獻。儘管規模大小不一，服務對象卻遍及當地社區老幼婦孺；儘管辦學歷史長短各別，卻是向主流文化圈教授漢語、宣揚中華文化、講述中國故事的前沿平台；儘管師資隊伍內普遍缺乏專業背景，教學、研究的力量薄弱，卻往往與當地各級政府機構、公立教育系統關係緊密。校長或校董們通常不直接參与日常的教學活動，卻擔負著保證教學活動正常進行的重大責任。

首先，他們必須保持、保證與當地學區的良性溝通。中文學校租用當地學校開課，只有場地使用權，沒有學校物品使用權。舉例而言，美國中小學校的教室，由任課教師布置。室內的教具、教材以及學生課桌里的日用學慣用品，包括課桌椅擺放的位置，周末進入該教室的中文學校學生不得動用。但是，中文學校的學生們「動用」這些東西的情況無法完全杜絕。一旦出現狀況，出租方的老師或學生向中文學校提出抗議，校長和校董們就必須出面解決這些糾紛。其次，建立並保持中文學校與當地社區的良性互動，比如帶領中文學校師生參與當地社區活動，進一步推動中華文化向更廣泛的大眾層面傳播，為中文學校爭取社區的廣泛支持；其三，建立並完善教師聘用統一標準，培養教師梯隊，策劃並鼓勵教師參與各項培訓活動，提高教學質量……等等。

朱衛東博士在華夏中文學校北部分校結業典禮上主持頒獎儀式

顯然，中文學校的教學管理之瑣碎繁雜，和高校里的教學管理也不是一回事兒。北部中文學校的人們都說朱衛東工作態度積極，不計個人得失，那是他樂於服務於社區的精神使然。若不是得到大家的肯定，他也不可能至今仍留任在校董會裡。我問他：「作為一個職業的高校管理者，你認為這種業餘的，民間的中文教育，最重要的職能是什麼？」

「有些人說可以自己在家裡教孩子學中文，可是如果不能形成固定的、嚴格的學習計劃，很難達到理想效果。中文學校每周只開課一次，課堂教學時間很有限，但畢竟有固定的教學進度，有學習的氛圍，還有同學，再加上家長的課後督促，對孩子學中文的好處很明顯。而且這些年來無論是從課程設置、教師招聘，還是校務管理等各方面，中文學校在逐漸朝著正規化的方向發展。中文學校最重要的職能，還不在於教孩子們學會多少個漢字，而是培養他們對中國文字文化初步的、基本的認知。有了這個認知，他們長大以後遇到合適的契機，就容易產生進一步探索中華傳統文化的興趣，也具備了深化學習的基礎。中文學校所提供的文化氛圍和學習環境，對華裔孩子的成長來說還是很重要的。」

美國的華人華僑開設中文學校，已經有將近一個世紀的歷史。近二十年來隨著新移民群體的壯大而發展迅猛，到今天已遍布全美國41個州所有華人聚居區，涵蓋K-12年級（5-17歲）的華裔青少年超過七萬名。這樣的規模，自然不是某一、兩個人的功勞，而是許許多多人共同努力的結果。而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和朱衛東一樣，每天也有油鹽柴米要操心勞力，有本職工作中的一眾上司下屬要應付。他們主動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不期待也不可能期待金錢或者任何形式的回報，只是憑著滿腔熱忱，持之以恆，只為了要讓中華文化薪火相傳。

這一點執著和熱忱，正是華裔族群為建設北美新家園所體現出來的，集體的，常態的人文精神。作為流寓新大陸的移民，他們的生存境況，是一個自身所承載的文化不斷與當地異質文化交會、碰撞，相互衝突同時也相互攝取、融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無論是否功成名就，是否志得意滿，數以萬計華裔有意識的個人奮鬥經驗，構成了層次越來越高的主旋律。今天的新移民群體中已不缺少在各自的專業領域裡業績卓然的精英，如朱衛東和他的夥伴們。他們站在中國故土和西方家園交匯、漢文化基礎素養和西方高等教育疊加，歷史機緣與當代視角融合的節點上，不僅有能力為中華物質文化的展出、演示搭建舞台，為精神文化的廣泛傳播宣講立論，更有條件直接地、深入地了解西方偏見、誤解發生髮展的根源，進而以充分的文化自信去化解、去匡正這些偏見和誤解。

他們繼往開來，正重新定義著華裔在美國社會的職場形象，同時也是中華文化主動地，正面地進入當地文化語境的一支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