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學永久棄用標化考試，SAT會退出歷史舞台嗎？

加州大學決定在招生過程中不再使用SAT和ACT等標化分數，該校教師團隊宣稱無法找到任何替代考試，能夠規避致使該校領導人棄用SAT的歧見結果。

在上周四舉行一次校董會上，加州大學教務長布朗（Michael Brown）宣告該校終止在做出錄取決定時考慮標化分數，使得這個全美最有聲望的公立大學體系對於標化分數在評估申請人時是否利大於弊所做的研究和爭論划上句號。

在討論替代SAT和ACT考試的可行方案時，布朗教務長告知校董會：「無論現在還是未來，加州大學將繼續執行無視標化的招生實踐。」

標化考試支持者認為，對預測來自不同高中和背景學生的大學表現，標準化測試提供了統一衡量標準。但是，加州大學最終還是採納了反對者的意見，即高中成績是更為有效的預測手段，它擺脫了標化考試所反映的種族、收入以及家長教育水準不平等。

鑒於加州大學的規模和影響力，這一曠日持久的爭論在全美範圍內備受關注，被視為預判標化考試在大學招生地位的風向標。加州大學永久性棄用標化的決定很可能引發其他高等院校的效仿，從而加速推進尋求更為公平的評估學生大學成功潛力的全國性趨勢。

非營利組織全美公平和公開測試中心執行董事謝弗（Bob Schaeffer）表示，「位於美國最大州的最有聲望高校不再使用標化並使用更為公平和精確的招生模式，其意義非同凡響。加州大學正日益成為無視標化招生模式的全國性典範。」

他表示，不再要求提交標化分數的美國大學已從兩年前的1,075所增加到如今的1,815所，其部分原因在於疫情期間很難預約到SAT和ACT考位。在通用申請（Common Application）平台提交標化分數的學生比例從2019-20學年的77%驟降至2020-21學年的43%。

目前尚不清楚還有多少高校將在疫情後繼續執行標化可選政策。加州大學這一決定並不代表SAT或ACT在加州的末日來臨。洛杉磯聯合學區（全美規模第二大學區）依然組織其高中生參加標化考試，該學區負責升學諮詢的老師建議，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其他高校錄取機會，標化考試不容錯過。

但在加州大學，標化問題已然塵埃落定！

布朗教務長的聲明也使得這項始於2018年7月、頗具爭議的進程宣告終結，彼時，時任校長納波利塔諾（Janet Napolitano）要求學術委員會審核加州大學的標化考試使用狀況，以及是否有必要對此進行改革（隨著入學需求空前飆升，加州大學校方正努力擴展就讀機會）。

前任加州校長納波利塔諾

經過一年研究，2020年2月教師領袖建議加州大學繼續在招生過程中使用標化考試，他們引用了一份備受期待的報告數據，顯示標化考試實際上可能有助於提升弱勢學生的入學率。

然而，這一頗具爭議的結論立即成為眾矢之的，包括一份指責其建議的正式報告。2020年五月，校董會最終投票決定不再強制性要求提交SAT和ACT。

與此同時，加州康普頓聯合學區及其部分學生和社區組織於2018年以強制提交標化侵犯其公民權利為由兩次起訴加州大學。受理這些訴訟的阿拉米達縣高級法院一名法官對此表示贊同，命令加州大學自2020年9月（距離校董會投票6個月）起暫時擱置標化要求。

隨後，加州大學校長德雷克（Michael V. Drake）於今年春天要求學術委員會研究能否自2025年開始採用一項替代標化的測試。學術委員會調研了一個名為Smarter Balanced，在加州和其他幾個州衡量K-12學生表現的考試。在評估該測試是否適用加州大學招生時，委員會成員的一致結論是：不可行！

上周四，委員會聯席主席、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高芬（Mary Gauvain）告知加州大學校董，相比高中GPA，上述考試在預測學生的第一年大學表現時提供的價值僅有「適量增加」，但同時」反映和重現「弱勢群體學生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委員會報告發現，在招生決定中使用上述考試會讓部分考試分數出色但高中GPA較低的學生獲益，但受益者多為亞裔和大平洋土著學生，並可能降低非裔、拉丁裔和低收入學生的錄取率。

高芬進一步指出，一旦在如此關鍵的錄取決定上採用該測試，委員會成員還擔心或將催生一個考培行業的發展，從而進一步加劇（無力負擔這類培訓的低收入學生）社會不平等現象。

Smarter Balanced執行董事阿爾珀特（Tony Alpert）對該測試導致種族和經濟差異的調查結論未予置評。但通過一份聲明表示，他很高興與加州大學合作，通過使用Smarter Balanced的工具幫助改善教學和認知。加州大學教師表示，舉例而言，該測試或有助於把加州大學錄取學生分配到程度合適的寫作課程。

但是，高芬教授告知與會校董，委員會沒有找到一個不存在更廣泛後遺症的入學替代考試。德雷克校長對委員會結論表示贊同。

校董蘭辛（Sherry Lansing）問道，「這是該問題的最終結論嗎？」

教務長布朗答道，「目前這是最終結論了。」

德雷克校長表示，如果將來有人能夠研發出符合需求的標化考試，加州大學可以考慮採用。他說，「我們沒有研發這樣的考試，也不知道目前是否存在這樣的考試。」

加州大學現任校長德雷克

德雷克進一步指出，在沒有標化要求的情況下，加州大學在2021年吸引了破紀錄的新生申請人數——超過20萬，並招收了有史以來最為多樣化的入學年級。加州大學招生官表示，即便沒有標化分數，他們也有能力通過招生審核系統的其他13項因素，深入全面地評估海量入學申請；這些因素包括學生的高中平均成績、課程艱深程度、特殊才能、文書和課外活動等等。

以下為加州大學招生審核系統考量的全部13項因素：

加州大學招生審核考量的13項因素

教師委員會表示，加州大學應通過其他多種方式倡導招生公平。其建議包括：建立更緊密的加州大學與K-12體系合作關係並提供更多招生所需的大學預科課程；為學術準備項目提供更多州政府撥款，以及通過加強監督管理來確保加州大學得以惠及弱勢高中。

此外，報告還呼籲為加州大學全面深入評估入學申請撥付更多資金，為招生審閱人員提供反歧視培訓，為幫助學生更好地完成學業提供更多支持。

加州大學校董對於這項決定表示歡迎。作為首批挺身而出的標化考試公開反對者，校董奧克利（Eloy Ortiz Oakley）敦促加州大學繼續引領無視標化的招生政策，尤其在於該政策很可能有助於促進申請學生的多樣化。

校董會主席埃斯托拉諾（Cecilia Estolano）稱投票取消SAT和ACT考試要求是其校董生涯最令人自豪的時刻之一。她表示接下來的緊迫任務是需要加倍努力，讓更多學生為就讀加州大學做好準備，並在入學後給予他們支持。

她指出：”我們深知需要解決由於對學生的結構性障礙和歧視所致、延續數代的教育不平等問題。如果我們繼續試圖公平地擴大教育機會……我們必須提供支持，讓我們的學生得以成功。”

關於加州大學

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簡稱加州大學（UC）。它是全美最好的州立大學系統之一，也是許多留美學生的首選。2021年申請就讀加州大學的申請人超過20萬。

加州大學是一個由十所公立大學組成的大學系統，也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公立大學系統。其中9所校區提供本科學位，1所是專門為研究生學習的校區（舊金山分校）。加州大學的創始校區是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學還簽約管理美國能源部的三個國家實驗室，分別為：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該校擁有的諾貝爾獎得主不少於120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357位，佔美國國家科學院總院士2039位的近1/5；擁有全職學生23.8多萬人，有6所加州大學為美國大學協會成員。

加州大學十大校區依次為：

• 伯克利分校（Berkeley，UCB）

• 洛杉磯分校（Los Angles，UCLA）

• 聖地亞哥分校（San Diego，UCSD）

• 戴維斯分校（Davis，UCD）

• 聖塔芭芭拉分校（Santa Barbara，UCSB）

• 歐文分校（Irvine，UCI）

• 聖克魯茲分校（Santa Cruz，UCSC）

• 河濱分校（Riverside，UCR）

• 默塞德分校（Merced，UCM)

• 舊金山分校（San Francisco, UCSF）

以下是加州大學各分校的大致分布位置：

延伸閱讀：SAT會退出歷史舞台嗎？

為了從東海岸上流社會之外招收更多高智商的學生，包括普林斯頓和哥倫比亞大學在內的15所精英大學和預科學校於1900年創辦了大學理事會。首次SAT考試於1926年舉行，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給士兵做的智商測試改編而成，主要衡量知識以外的智商。考試的設計者為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布里格姆（Carl Brigham），一名優生運動的積極倡導者。此人堅信黑人智商較白人低下。

其後很長一段時間，SAT一直被當成智商測試來看待，大學理事會起初一直宣稱無法通過複習備考提升SAT分數。不過，1938年，紐約布魯克林水管工的兒子卡普蘭（Stanley Kaplan）在父母家地下室開辦了第一個SAT補習班。從此以後，卡普蘭逐漸成長為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全球性考培機構，不但促使SAT日益流行而且還在全球範圍內拓展了該考試的品牌價值。

卡普蘭的發展壯大意味著積極備考完全有可能改善SAT成績。從1960年代開始，批評者指責SAT使得教育資源向願意慷慨解囊的富裕家庭不公平地傾斜，其SAT補習費用最高可達每小時1000美元。

SAT考試日益紅火也引發市場競爭，不過唯一成氣候的是位於中西部愛荷華州的一個名為美國大學考試（ACT）的機構。1959年，該機構啟動ACT考試。作為一種衡量學生高中所學知識的測試方式，該考試被很多大型公立高校的招生體系所採用。隨後，ACT在美國中西部高校日益普及，而SAT則成為東西兩岸大學的首選。從此，美國大學入學考試形成SAT和ACT並存的雙寡頭競爭模式。

2012年，ACT的市場份額超越了SAT，其原因主要是該機構與14個州公立高中達成協議，為其所有公立高中生提供考試服務。ACT的營銷秘訣簡單粗暴，即宣稱該考試具備雙重功能，一方面是大學入學考試，另一方面又符合聯邦政府衡量高中生閱讀和數學能力的測試要求。州政府可以直接通過ACT檢測學生的閱讀和數學能力，節省了大量設計考題的時間和精力。

大學理事會見勢不妙，立即聘請科爾曼擔任該機構首席執行官。科爾曼出身知識分子家庭，高中就讀於紐約著名的史蒂文斯中學，接著在耶魯大學主修哲學，並在大學期間創辦過一所補習機構。大學畢業後科爾曼還獲得羅德獎學金並在牛津和劍橋大學獲得學位。他隨後加入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五年後離開公司創辦過多年教育機構。

大學理事會CEO科爾曼

科爾曼就任後很快意識到，如果想從ACT那裡搶公立高中的生意，就必須對SAT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科爾曼計劃像ACT那樣讓SAT圍繞高中科目設計考題。他的第一把火就是從ACT高薪挖角：2013年，他請來掌管SAT教育部分達38年之久的施麥瑟（Cyndie Schmeiser），並讓她常駐ACT老巢愛荷華城就地招攬老部下，最終SAT在愛荷華設立了一個超過20人的分支機構。

科爾曼的第二把火著手於改善SAT的名聲，為了平息外界對於該考試偏向富家子弟的批評，大學理事會與位於矽谷的在線教育非營利組織可汗學院合作，開發免費的SAT在線備考課程。科爾曼在接受媒體訪談時表示，「大學理事會認為，機會不均等的考試將名存實亡。」

在科爾曼領導下，大學理事會的第三把火燒得更旺，該機構對SAT進行重大改革：擯棄了此前令人望而生畏的艱深辭彙測試，將總分從2400分改回到1600分。與此同時還悄然拉高分數。一個老SAT拿1230分（閱讀 數學）的學生在新SAT可以考到1300分！總之，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操作讓考生感覺大好，儘管從能力測試的角度來看毫無區別。

科爾曼對ACT的最後一擊來自全方位的價格戰：為了競爭ACT的重要顧客州政府的合同，大學理事會報出令後者難以拒絕的超低價。比方說，2015年，科爾曼一舉拿下密歇根州三年合同，其出價低於ACT1540萬美元。到了2018年，大學理事會的新SAT拿下10個州的合同，其中三個州為ACT原客戶，從而一舉重奪江湖一哥地位。

SAT和ACT的市場份額對照

儘管SAT是大學理事會最具知名度的品牌產品，但是價格戰使其利潤極為微薄。每套SAT考題出題成本高達近200萬美元，為了防止作弊，每套全新考題最多只能使用12次。而且大學理事會還得向低收入考生減免考試費用。根據大學理事會前僱員的說法，SAT業務只能勉強保持盈虧平衡。

為該機構生金蛋的母雞是學生資料庫。大學理事會每年將考生的個人數據，包括種族、性別、宗教信仰、父母教育背景等信息，打包賣給大學和其他第三方機構。大學據此向考生群發各種招生營銷資料。例如，僅哈佛大學招生辦每年就向考試機構採購超過十萬份學生數據。大學理事會生財有道：每個考生資料售價達0.47美元，單此一項業務的每年營收超過1億美元，毛利率接近50%。

大學理事會的另一個現金牛則是手續費，這就類似廉價航空，飛機票所費無幾，但各種雜費多如牛毛。大學理事會在十天內將學生的考試分數免費發送至四所高校（很多學生何止申請14所高校），超過四所每增加一所收取12美元的寄送費；趕時間送分？每筆訂單收取31美元的加急費；想了解自己哪些問題答錯了？請付18美元；更改考試時間？不好意思改期費30美元……大學理事會依靠笑納這些手續費一舉營收近4億美元。

該機構最大賺錢機器則是AP項目，其部門2018年營收達到4.83億美元。大學理事會的規模效益源自AP考試的日益普及。AP部門的毛利率達到29%。1955年，大學理事會收購了AP項目時，該考試幾乎沒有競爭對手，也鮮有批評者。在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當時該項目主要服務於一個小規模的優秀學生群體。

1988年，由AP微積分教師埃斯卡蘭特（Jaime Escalante，在他引導下，低收入拉丁裔學生通過AP考試）真實經歷改編的的電影《為人師表》反響極佳。影片極大地推動AP課程的公眾影響力。大學理事會順勢而為，在根本沒有考慮到資金不足學區欠缺資源的情況下，強行全面推廣AP課程。

多年來，AP課程只有11門，僅包括化學、物理和歷史等核心科目。AP課程是達到大學水平，獲得高分的學生可以兌換大學學分或代替分級考試。隨著AP課程的需求增加，大學理事會將AP課程增加到近40門，科目延伸至藝術史、人文地理以及心理學、繪畫等等。

如今，高中的AP課程已經成為衡量其教學質量的重要標準。而學生高中成績單上的AP課程數量和分數也是大學招生官最為關注的學術指標。美國很多州都對AP考試提供財政補貼，並以AP參與度或分數評估學校和學區的績效表現。2019年，大學理事會在2萬餘所高中舉辦了500多萬次AP考試。

根據該機構數據，從2005年到2008年，49.6萬名學生參加AP考試達三次或三次以上；十年後，這個數字翻了超過一番，達到110萬。當然，大學理事會在AP考試上的玩法和SAT如出一轍，收取的各種手續費為該機構盈利做出重大貢獻。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大學理事會雖然名義上是一個註冊在紐約州的非營利組織，但實質無異於印鈔機，該機構每年超過盈餘超過1億美元，還無需向山姆大叔繳納一分錢稅款。目前，大學理事會坐擁3億美元現金和8.5億美元對外投資，CEO科爾曼的年薪高達200萬美元。

可惜花無百日紅，新冠疫情似乎讓大學理事會的好運走到盡頭。該機構在去年春季試圖推出線上AP考試，不過網站技術問題讓成千上萬名考生無法提交其答案，從而引發學生和家長高達5億美元的聯邦集體訴訟；去年五月底加州系統宣布的「2023年全面放棄SAT考試」更是雪上加霜……

即使對於一貫注重標化考試的藤校，SAT也開始意想不到地變成累贅。備受矚目的哈佛大學歧視亞裔案中，SAT分數成為控方攻擊哈佛的有力武器。美國司法部控告耶魯種族歧視也把SAT作為一項重要佐證。隨著疫情肆虐，越來越多的學校採取標化可選政策，他們很可能從中學會在沒有SAT分數的場景下進行招生。

事實上，SAT存在眾多不利於有色人種的證據。大學理事會2019年發布的數據顯示，該機構與可汗學院合作的免費備考課程幾乎沒有起到任何作用。黑人學生的SAT均分是933分，而白人學生則為1114分。

雖然生存堪憂，不過SAT還有很多剛性需求，眾多追求名校的學生需要標化分數增加其錄取砝碼，而很多缺乏資源的公立大學（例如堪薩斯大學或佛羅里達國際大學）無力採用 “綜合評定 “招生流程，只能依靠標化成績來幫助其篩選數以萬計的申請人。還有數以千所的高等院校通過SAT分數協助其核算學費折扣，即如何分配所謂 “基於能力的經濟資助”。

科爾曼心知肚明的一個公開秘密是，儘管存在諸多缺陷，但SAT考試對於富裕階層而言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工具，因為這是通往很多精英名校和最終成功的一道重要門檻。

除了大學錄取，SAT還有著一些令人始料不及的作用。麥肯錫等諮詢公司要求申請人提交SAT分數。影響房產價值的一個指標是鄰近學校的SAT均分。標準普爾確定判高等院校的債券評級時，也將SAT納入評估範圍。

SAT等標準化考試會退出歷史舞台嗎？在可預見的將來，SAT可能還是美國大學篩選申請人的重要工具，但這次疫情給了高等院校思考的空間：如果不靠標化也能招到合適的學生，也許是時候把標化考試請出招生流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