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范冰冰逃亡美国了？你可知在美国的逃亡生涯有多惨？
范冰冰无故缺席原本定在北京举办的晚宴，她下落不明，记者也联系不到范冰冰本人。
很多网友猜测说，是不是潜逃美国了！
范冰冰母亲告诉记者，女儿滞留在美国是处理公事，对于回国时间，她也不知道具体日子。
对于其他事情，范冰冰母亲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和回应。
不过范冰冰的爸爸和经纪人都保持沉默，没有说明滞留美国的原因。
吃瓜群众都在看，冰冰真的要逃亡吗？
近日，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了50名外逃人员线索，再次让人们对外逃者亡命天涯的生活充满猜测。
据新京报报道，中国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发布了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公告。
公告称，截至2018年4月底，通过“天网行动”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4141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825人，“百名红通”人员52人，追回赃款近百亿元人民币。
2017年4月，中央追逃办发布了《关于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的公告》，向社会通报了22名未归案“百名红通”人员藏匿线索。
截至目前，上述《公告》中已有任标、徐雪伟、刘常凯、黄红、贺俭、李文革6名“百名红通”人员回国投案自首。
根据中国中纪委网站发布的50名外逃人员名单，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是外逃人员涉嫌犯罪类型中，所占比例较高的一块，其他涉嫌犯罪类型还有职务侵占、骗取贷款等。
此次公布的外逃人员信息中，有42%的人亡命天涯10年以上，其中外逃时间15-20年的为16人，外逃时间10-15年的为5人，外逃时间5-10年的为13人，外逃时间5年以内的为16人。
在公布的外逃人员名单中有23人在美国，他们是王黎明、冯广成、戎生灵、刘勖、刘慎湘、李峰、肖建明、邱耿敏、周权、周建华、施建祥、洪巍、贺业军、徐伟、徐进、刘芳、徐维铭、席秀萍、黄平、黄伟亮、梁锦文、彭旭峰、蒋若燕。
新增外逃人数逐年大幅下降
据网易报道，统计显示，这一数据在2014年是101人，2015年为31人，2016年为19人，2017年为4人，今年截至目前仅为1人。
外逃人员中不少级别高、影响大
值得关注的是，相比去年公布的外逃人员藏匿线索，本次公告在数量、信息上再次升级，不少人级别高、影响大。
例如2017年3月24日外逃的湖南省长沙市建委原副主任、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湖南基础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彭旭峰，2015年4月外逃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经信委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戎生灵，2014年12月外逃的中国联通公司国际业务部原总经理闫波，2014年4月25日外逃的广东省国资委原主任刘富才等。
据观海解局报道，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被红色通缉令追捕的贪官因为语言不通、怕暴露身份，逃亡后过着丁义珍那样凄惨的生活。
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藏身国内建筑工地，隐姓埋名卖苦力。
辽宁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不敢出屋 不敢看病 面包果腹
王国强（中）回中国投案自首
在《人民的名义》热播后，辽宁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被媒体称为丁义珍的原型，因为两者均为厅官，同样在接受调查时秘密潜逃。
2012年4月24日，辽宁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得知组织上正在调查自己，就悄悄带着妻子从沈阳机场出境，逃来美国。
2014年12月22日，王国强回国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自首。
2017年2月8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宣判：王国强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王国强曾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上自述外逃期间在美国的生活：这两年零八个月，亡命天涯、生不如死、苟延残喘、过街老鼠这些词，我都是用身心来感受了。
我怕中国追逃者发现我，又怕美国抓获我，就连交通工具也只能乘坐不使用护照的灰狗巴士。
在美国我只能住小旅社，专挑三十块钱、二十块钱的住，整日不敢出屋，靠面包果腹。白天只能像犯人放风一样，在不足十平米的斗室里转圈踱步。
王国强说，他的女儿在美国留学，自己的事情不敢告诉孩子，带着妻子在南加州租住过三次合租屋。
“合租屋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房客人高马大，看到我爱人时就目露淫光。”
在美国外逃的两年里，王国强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主要依靠出境携带的部分现金生活。
“我不敢去看病，护照不敢用。别说去医院，连药都买不到。整天担心被抓，有女儿不能见面。”
北京通州梨园驾校原校长刘常凯——外逃如坐牢 过节就就哗哗流泪
刘常凯说外逃如坐牢
刘常凯，男，1961年4月24日出生，北京梨园汽车驾驶学校原校长，涉嫌诈骗罪，1999年10月外逃，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号码为A-635/7-2000。
国际刑警组织官网信息显示，刘常凯登记身高为1.76米，体重80公斤，黑发黑瞳，仅会中文。
1997年至1999年，刘常凯在担任北京京剧院梨园驾校校长期间，涉嫌诈骗300余万元。
1999年10月，刘常凯携款潜逃，2017年8月31日回国投案。
刘常凯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从1999年出逃来美国，到2017年8月31日回中国投案，18年的外逃生活几乎和坐牢一样。
刘常凯说：“在国外就像坐了18年的牢，很寂寞，和坐牢差不多，没人说话，没有人跟你沟通，和坐牢差不多。”
2015年，中国公布了“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之后，国家追逃追赃的决心和力度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此后，他在美国的生活也越来越艰难。
“国家通缉我的时候，压力很大，在国外的这些人，凡是国家有通缉的，工作起来、生活起来都很困难。”
刘常凯告诉记者，在美国的18年里，对亲人的思念让他备受折磨。
“背着红色通缉令，在美国生活18年，太不容易了，想家想到什么程度？不用任何酝酿，到年节假日的时候，一想就哗哗流泪。孤单、想家、想亲人，只能用遗忘的方式来度过生活。”
